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曾提出一個耐人深思的課題：他認為「法」是「一些條件的統合，在這些條件下，個人的意願和其他人的意願，可依據自由的一般原則而相互結合。」「意思就是法是實現自由的條件，若是，則從自然律來看，法的目的何在？」且看希臘哲人如何回應。
亞里斯多德有句名言：「不需要生活於社會中者，不是神祇便是野獸。」對習法學的人來說，人、社會、法律三者一體的原則是毋庸再言的；問題是，從自然權利理論來說，自由若是法的目的，那自由又能具體表現於那裡？拜理性主義的抬頭，我們似乎可發現，這種保障自由的定義，在過去主要是保障私權，現已進為對人權的保障。所以衍生而來的是，定罪不能只憑懷疑，而必須是證據確鑿達到超級合理的程度時，才能判決有罪。此種寧願錯放，而非錯殺的相對主義，正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更是基於保障個人自由的人權觀念。
團體也復如此，拜人權觀念的重視，過去將戰俘與國家罪行結合的不當觀念，以致產生虐俘殺俘的慘劇，也在近世藉由普世的人權觀念，認為戰俘與國家必須分開，因此必須受到「人」的待遇及保障。也因此，分辨文明與否，由人權之重視與否即可見曉。這才是自由的真諦，更是法之最終目的。
「自由主義一向把自由與權威視為敵對，可知這種形式主義所帶來的荒謬？」自由可分外在與內在。勞耳思(John Rawls)曾定義外在自由：「每個人均平等享有最廣闊的基本自由權利，但必須與別人享有同樣權利是相容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是與法治、責任不可分的。有了這種自由，不分出身，均可在法律保下，不受別人意志干涉，不成為別人的工具。生命才有尊嚴，每個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就是康德所謂「諸目的的王國」(Kingdom of Ends)。但這種社會如何形成？在於遵守普遍、抽象的規則，即相互承辦一種約定成俗的權威性，否則彼此的行為，不但不能相互為用，且會相互抵消，且被各種大膽假設所摧毀。
但僅有外在自由並非真自由，必須對生命有自覺清楚的自知，不隨別人意志的才是真自由。但他必須有所根據以發揮主宰性，這種真自由的根據，即是韋伯所謂的「奇理斯瑪的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如一個愛好文學的人，當他真心悅服受了杜思妥也夫斯基啟發時，他自己的創造想像力才能豐富，才不會羈絆在詞藻層次上；但韋伯的權威與政客個人崇拜的權威是不同的。
「奇理斯瑪」本義是「神聖的天賦」(the gift of grace)，本是基督教語，後經韋伯運用轉化，強調它是一種使人服膺的權威力量；一種使自己的提議被別人接受的能力，且這種力量是經常被考驗淘汰中，所以它是一種心安理得的權威。
因此以平等為基礎的民主，是反對權威的；但這種社會也是最膚淺、最趨附時尚的。低俗的選舉帶來庸俗的風氣，所以民主只是保障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目的。而真正的自由必要靠心安理得；一種具有原創能力的權威來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