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上的僑鄉，近代金門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甚鉅。對於跨境流動的第一代華僑來說，他們絕大多數是「僑居社群」（sojourning communities）的性質，亦即地理上的散居，但經濟上、社會網絡上保持與家鄉聯繫。一旦致富，在地方社會取得發言權及優勢地位成為他們關注之事，重建地方社會網絡是其目標，而捐官（晚清時期）、興修祠廟、肇建樓宇是最常見的實踐。
華僑商紳階層運用了經濟與文化之雙重策略，使得自己從一個不被國家所認可的邊緣社群，逐漸成為家族、宗族、地方社會、國族的關鍵角色。他們對於現代性的文化想像多以東南亞殖民城市或中國租界城市為藍圖。其中，出洋人數眾多的新加坡或南渡必經的廈門租界是閩南人仿效的範型。不論是教育啟蒙、實業發展、公共衛生等公益事業，或者是洋樓建築的移植，均為一種源自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進而轉化為「混雜現代性」（hybrid modernity）的過程。
中國學者唐振常在《近代上海繁華錄》一書中，分析上海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形式的接受，提出一個典型步驟：「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其實，華僑亦然。它並非「後殖民研究」學者所說的無意識模仿或放棄主體性的依賴，僑鄉的空間實踐是一種主動性的學舌（an active mimicry），是一種新的文化想像與再詮釋的運作。華僑移植、轉化西方殖民建築及閩南在地建築風格所產生的一種文化混雜體，以凸顯其新興社會地位及財富力量、並傳達現代進步的意象。洋樓成為一種文化資本，樹立了權威的社會效果。
就在這樣的歷史過程，僑鄉洋樓歷經了一種早期「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實踐，它不是歐西建築的翻版，也不等於南洋殖民建築，而是特定歷史時期閩南僑鄉的重要物質文明；同時，不同僑鄉因其不同的移民經驗、文化傳統而所有差異。是故，廣府開平碉樓、粵東梅縣的廬居、閩南及潮汕的洋樓等，各自做為早期全球化與地方社會文化碰撞後的結果。僑鄉洋樓建構了一種新的空間地域性。
華僑與地方知識份子以殖民現代性為範型，在落葉歸根與衣錦還鄉的願望下，返鄉建業或關心公共事務，期待社會進步與經濟繁榮。不過，他們推動的混雜現代性，雖然有主動性，卻是一種去政治的、去脈絡的殖民現代性之挪用，多數聚焦於西方物質文明的集體想像、仿效及複製，而缺乏了現代性概念在西方社會脈絡的意義之理解，也缺少對於殖民主義的質疑與批判。因此，這種西方物質文明的學舌，隨著僑匯的式微而曇花一現，無法扎根於僑鄉社會。即使如此，透過人員、物質、思想的跨境流動，還是使地方社會擁有一種歷史上少有的開放性，華僑在僑鄉所扮演的公共角色仍然值得高度肯定。
總之，在近代僑鄉社會，華僑商紳階層以一種混雜現代性的想像與實踐，推動了特殊近代化歷程。這種混雜現代性以殖民現代性為範型，經過華僑的再詮釋而於地方社會產生作用，僑鄉洋樓在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性。金門洋樓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再現了上述所談的歷史、美學與文化價值，其保存與活化利用，也將是金門文化產業永續發展之所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