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來，新加坡歷經了英殖民地的自由貿易港到獨立建國後的現代化發展；當然，新加坡河沿岸的行業、社會組織、文化地景亦歷經了劇烈轉變。浯江公會做為華人宗鄉會館的其中一例，其變遷正是新加坡社會歷史的一個縮影。
早期新華社會由特定方言群或地緣團體所壟斷或寡占的行業，相當普遍。在新加坡河的駁船業方面，來自閩南海島的金門移民是其中具有競爭力的一系。在殖民地時代，金浯江（浯江公會）及其下屬34間估俚間做為金門人勞動階層鄉團，其存在有特定的社會功能與歷史意義，它一方面做為照顧新僑、凝聚認同的中心，一方面又是調節社會衝突的安全閥。
戰後初期，隨著新加坡的現代發展，部分勞工脫貧致富，浯江公會的性質逐漸發生改變。領導階層逐漸由商人出任，並與金門會館成員多有重疊。1953年向政府完成註冊、制定章程後，社會功能更從調節糾紛、宗教信仰、送葬協助等，擴及到文教慈善事業。甚至，1973年組團返回金門所發起的華僑之家大廈籌募事宜，重建了戰地金門與海外華僑的網絡。一如1920-30年代新加坡金門會館對於金門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1970年代多數係苦力出身的浯江公會領導群，在事業有成之際，重新扮演了戰前海外僑商的角色，關注故鄉的發展。
然而同時，宗鄉會館面臨極大的挑戰。獨立建國之後，新加坡成功地從移民社會在地化為一個具有國家認同與公民意識的現代社會。戰後新一代的年輕人口迅速增加，土生土長的世代多受英文教育，講華語而捨棄方言，幾乎不再像上一輩的移民存著原鄉認同；年輕人對於會館所舉辦的神誕廟會或傳統活動不一定感興趣，如果不是推陳出新，很難吸引他們的參加。宗鄉會館面臨了後繼無人、世代斷層的危機。
同時，政府組屋計畫使得許多原先傳統鄉團依附於內的舊市區土地被重新分配與利用，造成各方言群華人社區網絡的解體。遷入新鎮的居民，生活與工作不再依附血緣、地緣網絡；加上新加坡河清理計畫的落實，新加坡這個世界首屈一指的花園城市，被各國都市計畫教科書尊為典範的成功經驗，恰恰如同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所說的「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拋棄歷史遺產，大步邁向創新。因此，傳統鄉團功能的式微是國家現代性計畫中預料之中的事。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使得傳統鄉團的社會功能絕大多數被現代國家所限縮或取代。
浯江公會的領導菁英們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再次轉型迫在眉梢。1988年與金門會館的整合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2001年9月起，金門會館與浯江公會聯合18個金門屬鄉團，每兩個月輪流作東聚餐聯誼、交換意見，增進彼此的關係。這項定期的聯誼活動，讓一些處於冬眠狀態的鄉團找回了運作的活力，也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緊密。
在新加坡，參雜混合式（Rojak，馬來人混合多樣青菜的沙拉）的多元族群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基石，而華族文化是其中之一。新加坡華族文化的多元性是歷史上不同方言社群的互動、衝突、調和與發展的產物。宗鄉會館正是繼承歷史遺產、發揚華族文化的行動主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新加坡浯江公會及金門會館走過歷史的階段性任務，正在尋找新的時代價值，並努力實踐社群文化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