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2015向瘂弦致敬」活動回到溫哥華的瘂公，秋節過後與我們有一場小小的聚會。
　帶著他的印度鼓，瘂公與朋友的非洲鼓相見歡，進門便開心說著：「我們一塊兒帶鼓走江湖吧！」瘂公的江湖行哪，一路從老家河南走到了台灣，又走到了北美雲城，驀然回首，倏乎已過了近70個年頭。
「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這首瘂公最耳熟能詳的作品《如歌的行板》，大夥兒興致高昂地陸續延伸許多之必要，我遂接「Delete所有必要之必要」，瘂公說是啊，年輕時不必要，中年時都必要，現在又不必要了。我明白這是一種洞明世事後的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然而尊敬文字、重視文學、社會關懷的終極理想，想來仍是瘂公的必要之必要。
　因此他強調文學需有社會責任，文人都應該是廣義的左派，站在土地和人民的立場發言，至於狹義的左派，就變成政黨了。文人寧為烏鴉不為喜鵲，不做大右派，不拿順風旗。瘂公欣賞當年中國時報高信疆發下豪語，要用副刊來改變國民性格，其實同時期職掌聯副的瘂公，不也把編輯當傳道，對社會國家都懷抱著強烈使命感。譬若瘂公的詩作《鹽》，以象徵手法書寫內心不平，將二嬤嬤和杜斯妥耶夫斯基做了極巧妙的連結，發表於反共抗俄的年代，如今回想起來，都不禁為他捏一把冷汗。
　問他最喜歡哪首作品？詩人回答：「詩裡見人格精神的，我最喜歡《印度》。撒野帶點狂傲的，我喜歡《深淵》，那時年輕，世界對我來說是個難解的謎，我故意把許多不可能放在一起，有些現才。後來的《給橋》寫給妻子，幽怨、模模糊糊、帶點後印象派，我也喜歡。」《印度》把印度人的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山光水色、人物文化組織在一起，以甘地作為歌頌的對象，瘂公搭配著印度鼓吟誦，層次感、音樂性十足，總能引來滿堂采。瘂公最佩服甘地，他描述甘地被槍殺的畫面：「兇手是位年輕人，甘地中槍後，緩緩走向這位年輕人，俯身一拜，似乎在感謝對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否印度這個責任太大了，他已不勝負荷？」如此宗教的反應，令詩人十分感動。
　說起自家故事，瘂公亦溫厚而感性。「開放後我回到家鄉南陽，看到許多牌坊碎片拿去奠基或做雞籠。文革以後全面建設、大興土木，墓碑被拿來鋪馬路蓋水庫，老百姓無力反對，只能拜託鋪路時墓碑的正面朝下，不要讓人車輾過，並要求修建水庫的墓碑能夠正面朝外，這樣水退之際還可以看見祖先的名諱。」瘂公說老百姓還是有文化意識的，文革期間桌椅板凳都拿去煉鋼了，沒柴燒只好取棺材板來用，但大家只取四周及上蓋，死者躺著的那塊板絕對不去動它。他說中國人生活再窮困，人性中殘存的正義溫暖還在，尊敬厚道之心還在，這是中華文化的根本。
　我問詩人：「哪裡是你的家？」
　「台灣！」瘂公毫不遲疑的回答。「台北人文薈萃、文風鼎盛，可比唐代長安。溫哥華太安靜，所以我把破銅爛鐵都帶來了，出了門是外國，進了門是中國。」他說視訊碰面如同探監，因為探監就是隔著銀幕說話。
　於是我們相約在小長安－台北相見，詩人想寫一首長詩，自中國上古傳說至今，沿著八千年歷史長河，帶著會說話的鼓，漁樵對話、擊鼓頌詩，讓一生江湖行腳，回到最純潔認真的文字，畢竟「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