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趙桂月女士臺大中文系畢業，回香港僑居地教中文。七年後，1986年，她和夫婿關先生由香港移民澳洲。本以為就此會與中文教育斷了線，不料結緣更深。
緣起於基督教會，「澳洲華人恩典基督教會」想為華人的孩子補習華文，把中國文化教給下一代，主動找上趙桂月。剛開始，趙桂月不敢答應，怕自己不能勝任，但關先生鼓勵她嘗試看看：「今天，我們教別人的孩子；將來，我們的孩子也有機會受教。」
「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做到最好！」這是趙桂月投入澳洲華文教育的初衷。
教會華文補習班一起步，教師2人學生10多人，補習半年後，為了長遠之計，決定組織學校，正名「華人恩典基督教會語文學校」。增多學生，也增多師資，充裕的師資，讓老師們既可採取小班教學，又能進行家訪，關心到孩子，也關心到家長，故教學的品質馬上受到當地社會的肯定。學生人數迅速增為30人、40人、50人……，甚至到後來常態性的500人。教會教室不夠用，外借日間學校，分上午班、下午班兩梯次上課。
此教會華校得以迅速擴展，趙桂月校長歸功於司徒珍珠女士的引導。司徒女士獻身華文教育，不求名不求利的精神讓趙桂月深受感動，決志追隨。他們跨出校門，參與本地組織的中文教育理事會，聯繫全澳各省的華文社團，舉辦全國性的華文朗讀比賽，歷年來，參與的學生數，由100多人、1000多人，擴展至幾千人，已成為澳洲一個具指標性的華文活動，且引起澳洲政府的注意。
辦學的前十年，學習華文的孩子出生於香港、臺灣……等地，略有華文基礎，可以銜接臺灣提供的教材。但十年後，澳洲當地出生的孩子，則完全沒有華文基礎，臺灣的教材對他們來說，太難了。
為了讓孩子願意學，趙桂月校長不辭辛苦，對教材的選取、編寫費盡苦心。初期，家中的幼兒才1歲、3歲，趙桂月他們四處參與選材的會議，感謝幼兒的乖巧配合，常常被單一鋪，他們就可席地而玩上大半天。中期，趙桂月親自編寫教材。晚期，為了貫徹教學理念，趙桂月甚至編起教案，要求全校教師統一教案，且嚴格督導，隔週即檢查進度。
「不論在香港，在澳洲，我們都教大陸漢語拼音。我由象形文字入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讓孩子先認字，2年後，再配合唱跳活動，讓孩子唱中文歌。而且，教材內容當地化，讓孩子透過華文，瞭解、適應澳洲文化，能夠學以致用。」
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政治影響社會，兩岸的社會變遷更左右了海外華文師資的變遷。在九七之前，海外僑居地的華文師資大多來自臺灣、香港，九七之後，一方面是臺灣工商發達，外移人口大多轉為專業移民，他們沒有教華文的意願；另方面，中國大陸移民大量湧入海外，其中不乏窮學生，他們反而很樂意投入華文教學。因此，2000年左右，澳洲華文師資來源，臺灣和大陸尚平分秋色，但現在，則大多為大陸師資了。因此，臺灣繁體漢字和大陸簡體漢字的消長成了海外華文教育的新趨勢。
「既是費心親選教材、自編教案，那麼趙校長最重視那些中華文化的傳承呢？」
當了32年華校校長的趙桂月對此問題的回答如數家珍：
1、愛：因為基督教義，神愛世人。一方面，我們從中國的古詩今文來選取有關愛的讀本，讓孩子朗讀、背誦，潛移默化；一方面，我們要求老師的身教，讓孩子感受到人間有情，老師愛每個小朋友。
2、孝：發揚中國儒家文化的精義。強調德育，「百善孝為先」，培養孩子具有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
3、繁體字：我畢業於臺大中文系，接受了嚴格正規的繁體中文教育。香港九七之前，海外的華文教育只有繁體字，但九七後，隨著大陸海外移民的增多，簡體字的使用呈普及化，現實環境有了學簡體字的需求。老實說，剛開始，我對簡體字是心懷排拒的，直到後十年的教學，才轉念在教材中加入簡體漢字教學。但基本上，還是以繁體為重，先繁後簡，讓孩子寫簡體認繁體。
4、書法藝術：環觀全球文化，毛筆字是中國文化獨有的，海外的孩子也很容易從「畫字」找到個性、呈現美感，激起其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我教孩子畫象形字，並藉此比較繁體漢字、簡體漢字的優劣。例如「愛‧爱」字，繁體的「愛」有心，簡體的「爱」無心；又如「體‧体」字，繁體的「體」有「骨」頭，會唱「曲」，愛吃「豆」，簡體的「体」就只是簡單的「人本」而已。
5、節慶習俗：一年裡，我們重視新年、清明、端午、中秋、冬至五個節慶的團聚活動，透過生活儀式來表達中國文化的精神，讓抽象的中華精神落實在具體的華人生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