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蘇軾在進士應試的策論，寫了篇有名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主考官歐陽修非常欣賞，其中有段特別的文字：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於此，皋陶曰：「殺之。」三，意思是皋陶這個酷吏說：「殺了他。」而且，因為很重要，所以連說三次。堯曰：「宥之。」三，則是仁君堯聽見皋陶的話，說：「原諒他。」並且也是連說了三次，當然也表示很重要。可見今日很多網路語言的說法，在古代早就已經司空見慣，並非什麼新鮮事。
只是，這段堯與皋陶對律法各自詮釋的故事並不見於史書，歐陽修遍查典籍，卻完全找不到這樣的典故，於是問蘇軾語出何典？想不到東坡先生的答案竟然是：想當然耳。意思就是這是他憑空想像的，完全只是蘇大學士自行腦補而成想當然的創作。
凡事講究考據典章的歐陽修，遇上浪漫不羈的蘇東坡，原來就是各領風騷，如果只是寫寫文章各自表述，那就各開各的花，各自芬芳。然而，若是換成攸關眾人利害關係的事，諸如公共政策之類，其標準的斟酌取捨，就涉及制度的設計；雖然，無論準繩如何，是精實或是浪漫，一定利弊互見，但判斷的那條線應該要一以貫之，否則內在不一致的下場，標準總是搖擺不定，只會一再凸顯腦補的無知。說穿了，想當然耳就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思考盲點，而這樣的想法經常害人不淺。
年初以來，自對岸中國傳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因為有過往SARS的前車之鑑，政府隨即禁止口罩出口，但有人卻認為此一政策是刻意針對中國，實屬相當不友善的作為。但歷來的貿易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其實是口罩的進口國，且台灣進口口罩的大宗就來自於中國，在對岸疫情嚴峻的情形下，自然再無出口口罩至他國的道理，而台灣對口罩既然供不應求，增加產能尚且吃緊，限制出口就更顯得是不得不然的處置。
此外，有人任用年輕人，看中的是年輕人創意與創新，然而，換成別人用年輕人做事，卻批評會經驗不足；有人主張發放消費券可以繁榮、振興經濟，但若是別人主張發還超徵稅額的福利，卻成了政策買票的嫌疑。凡此種種族繁不及備載，好與不好、對或不對，只是全憑一己恣意任性，也都是「想當然」的結果，說來很像是黨爭，而黨爭從來就是，一群人與另一群人因為爭奪資源而互不順眼，久了就忘記原來的初衷了，究其因，還是「想當然」的先入為主成見作祟，以至於事理邏輯全部放棄，而事實根據亦無關緊要，長此以往，並非社稷之福。對了，東坡先生所處的宋朝正是黨爭得厲害的年代。
然而，人都有喜歡當法官的傾向，若如此內在小法官的主觀價值判斷，經常宰制了客觀的事實真相，類似於亡鈇意鄰的陰影揮之不去，似乎也是想當然耳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