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很古典的東西，要把它普遍化，沒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誤解，跟《論語》不相干，只不過是借著《論語》說自己想說的話。」某記者就《論語》熱問題採訪史學大師余英時，余英時作如是言。以此來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就某些面向言，倒有同感之妙。
清代名儒戴震，在十來歲時就語出驚人追問塾師：「朱子離孔子兩千年，怎只有朱子了解孔子？」戴震的疑惑，在於何以自明朝以降，科舉制下的讀書人，均須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準繩？此種求真之心，竟比以「臆測與否證」之論，而馳譽的美國哲學家巴柏（K.Popper）早近二百年，豈是才性所致而已！
但令人諷刺的是，即使步入二十一世紀，對「四書」的註解，朱注依然是通行的版本；儘管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識者，早已認知到朱註，確有諸多是朱熹對孔孟儒學的誤解和扭曲，惜少有人能以系統性之論述來導正；直到傅佩榮的《朱熹錯了》這一本書問世。
傅佩榮是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早年師從方東美大師，後於耶魯深造，對孔孟儒學頗有研究。書中，他直言朱注的問題在於：表面是朱熹在註解四書，其實是朱熹用四書來註解自己的思想。傅佩榮用嚴密的「以經解經」方式來論辯，更重要的是，他握住了儒家的「真誠」初心，更把西方哲學方法論引入儒學，形成了圓融的理論體系。書中不僅對著名的「朝聞夕死」、「克己復禮」、「曾點言志」等廣泛爭議的四書細節，提出創見及解讀，更不諱地引用莊子，甚至聖經等典故進行佐證。
南懷瑾曾說：「從唐宋以後，乃至遠從漢唐以來，對孔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那些已被消化過、被篡改過的，還有些是後人的解釋錯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學家。這一解釋錯，整個光輝的孔孟思想，就被蒙上一層非常厚重的陰影。」故而傅佩榮在書中更直言：「三綱五常」自漢代以來，成了一頂大帽子，被統治者用來約束人民，最後竟演變成「禮教吃人」，確非浮辭：
宋代的楊和甫，在《行都記事》中即載：「朱熹調離倉吏任之時，其僚屬皆如釋重負，喜上眉稍，起舞相慶」，正印證「禮教吃人」之說！更可以說，元皇慶二年（1313）把《四書章句集注》列為科舉考試的教本後，儒學即已失去孔孟的智慧、灑脫、真誠，變得顢頇、刻板、虛偽。尤其朱熹「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更是從根偏離了儒家的人文義理。　
　　不可否認，朱熹對儒學之影響，有人把他比之於啟蒙時代，著名的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因為沒有康德，西洋近代的哲學必然改觀；沒有朱熹，我國宋、元以降的儒家思想亦將缺乏重心。然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如果僅作一家之言，倒也無妨；但奉為制規後，豈是禁錮思想的桎梏而已。
尤者，就在朱子學說重新統一中國思想之時，歐洲卻迎來了思想解放和文藝復興。易言之，當歐洲走出中世紀之時，中國卻開始陷入了中世紀，又豈是一句浩歎可喻！哈佛尤瑞教授（Willian Ury）曾言：「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凡對自己不同意的主張曲意附和，就是懦弱的象徵，只會讓人看不起！」此且以氣魄精魂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