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9世紀後半至20世紀中葉以前，從事土產貿易的東南亞金門僑民來說，新加坡與印尼之間的貿易關係十分重要。自1860年代興盛的「九八行」貿易機制可謂海外金門人致富的關鍵，也是累積第一桶金的策略方法。這樣的跨境貿易機制大概存在了近120年，1960年代漸漸式微，直到1980年代才畫下句點。
對於僑居印尼群島的金門移民來說，新加坡不但是其商業網絡的節點之一，也是部分印尼華僑華人家族二度移民的城市，特別是與新加坡有地緣關係的西爪哇島的雅加達、邦加、勿里洞、蘇門答臘峇眼比亞（Bagan Siapiapi）、石叻班讓（Selat Panjang）、望加麗（PulauBengkalis）和北矸峇魯（PekanBaru）等地僑民居多。
也就是說，1960年代以前星印貿易的發展、新加坡成為南洋（東南亞）經濟貿易中心、印尼排華暴動之際分散風險等因素，促成這樣的移動現象。一直到今日，不少印尼經濟富裕的華商，多半在新加坡擁有地產、公司，部分存款也會存放在新加坡的銀行，就學及就醫更是非常普遍，雅加達與新加坡的飛機航班僅一小時時程，兩地往來十分頻繁。
在1969年11月21日的《南洋商報》中，刊載了一篇由中華總商會財政主任黃望青的〈星印經濟關係的回顧與展望〉的文章。這是在南洋大學經濟學會的三場經濟問題講座的其中一場（另外兩場主講者為李光耀總理、聯合國經濟顧問方顯延博士）。黃望青分析了星印貿易的變遷，同時指出在1963-66年之間星馬（新加坡1965年獨立建國）與印尼對抗的情況下，星印之間的貿易受到相當大的波及。但即使如此，在1969年，新加坡與印尼的貿易依存度仍高，新加坡佔了印尼總出口額的65%，而對印尼的貿易佔了新加坡全部貿易額的25%。他認為歷史的、地理的、人文等因素是這樣綿密貿易關係的原因。
「（一）歷史的---印尼前身是荷屬東印度；新加坡的前身是英屬海峽殖民地。自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工業發達，生產突增，力爭各處市場，所以在貿易政策上，一向力主各國門戶開放，自由貿易。……宗主國這種不同的作風，在歷史上也遺留給星印兩國。如所週知，新加坡一直到今天還是主張自由貿易，細心照顧轉口業務。
（二）地理的---新加坡所處地理方位，不單是歐亞交通的樞紐，簡直是印尼兩大領域，即蘇門答臘和爪哇的中心。由棉蘭到椰城，要經過新加坡；由泗水到沙望，也要經過新加坡。廖內群島更不必說，真所謂「相隔只因衣帶水」。尤其近年以來，印尼經濟衰落，交通工具廢弛，島際交通難於登天。印尼出入口商，群趨利用新加坡良好海港，實屬理所當然，毫不足怪。
（三）人文的---印尼和新加坡，都有大批長袖善舞，精於籌算的華商。殖民地時代，這些華商都是二盤經濟，為英荷洋行收集土產，推銷洋貨。獨立之後，他們在兩國貿易界都升任主要角色。兩地華商之間，好多有著兄弟親族關係；而且新加坡目下許多貿易商，自己就是源出印尼，同時留下親信繼續活動：這樣自然更加強了兩國經濟的血緣關係。」
亦即，新加坡的自由貿易體系、地理優越性、華商的文化網絡，以及工業設備完備、國際信譽良善（包括現代化的銀行、保險、船務貨艙）等特點，造就了新加坡與印尼之間的緊密貿易關係。
南渡印尼群島的金門人，把握了印尼各地與新加坡的貿易機遇，以「九八行」的貿易機制，不僅為自己創造了豐厚的財富，也成就了新加坡轉口貿易中心的世界地位。從19世紀後期的李仕撻、黃良檀、黃良倚等僑商到20世紀中期以前的黃安基、吳光枰、鄭古悅、陳景蘭、陳詩吟等僑領，一直到二次大戰之後崛起的黃自立、黃木榮、黃東平、黃章掘等人，都是動人的成功故事。星印貿易的互補關係，是他們成功的背景，當然，講究誠信及賺慢錢的哲學、連結地緣與血緣的文化網絡，更是這些成功故事的關鍵詞，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