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多數生活在臺灣的人而言，「陳嘉庚」是個陌生的名字。在冷戰對峙的年代，陳嘉庚（1874-1961年，又名甲庚，字科次）被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在臺灣是政治上不可碰觸的禁忌。不過對於閩粵僑鄉或東南亞華人來說，陳嘉庚可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是近代海外移民回饋僑鄉社會的成功典範，也是海外華人社會的著名實業家，是捐助學校、啟蒙民智、社會改良的教育者，是具有強烈國族認同與地域情感的愛國華僑，是毛澤東稱頌的「華僑旗幟、民族光輝」。自1890年代起一直至今，陳嘉庚的精神、思想與志業，仍然深深地影響著幾代的歸僑與海外華人。
1921年，陳嘉庚捐資興辦的廈門大學，正式開課。今年適逢一百週年。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特別主辦陳嘉庚國際學術研討會，以線上會議進行，我受邀發表〈未竟的現代性：陳嘉庚的《住屋與衛生》與戰後中國重建想像〉一文，也擔任會議最後的總結評論。我想指出的是，陳嘉庚在1940年代提出一套關於城鄉治理的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論述，其背後的根基來自英屬新加坡的殖民現代性經驗。這是因為在1937-45年的抗戰時期，中國許多城市與鄉村因戰爭而受到很大的破壞。1944年時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的陳嘉庚，回國慰勞軍民，見街衢及鄉村屋宅之衛生狀況不佳，甚至不及20年前的英屬海峽殖民地新加坡。有感於此，陳氏參考新加坡的經驗，提出城市規劃、住屋興建、衛生改良等概念，寫下《住屋與衛生：戰後建國首要》一書，希冀提供戰後中國重建的指導原則。陳嘉庚的「健身強國」概念下的《住屋與衛生》是一個社會改良、現代啟蒙、國家治理的行動方案。
當然，對近代中國來說，陳嘉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不惜傾家蕩產，投入興學救國的教育事業。對於身處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擴張、建立殖民地時代的他，教育乃是實現社會改良、啟蒙救亡的良方。因此在他致富之後，不單於福建集美家鄉設立各類學校，也於1919年慷慨解囊，捐出數百萬元，於1921年創辦廈門大學，並聘請林文慶擔任校長。直到1937年，廈大因經費短缺，才由政府接收，改為國立大學。在新加坡他是道南學校（1906年創辦）的創辦人之一，並從1911年至1929年擔任該校總理，他也協助創辦愛同學校（1912年創辦）與崇福女校（1915年創辦），1919年倡辦華僑中學，1941年倡辦南洋華僑師範學校。1912年在其手撰的《集美小學記》中，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余僑商星洲，慨祖國之陵夷，憫故鄉之鬨鬥，以為改進國家社會，捨教育莫為功」，充份體現了他對於近代中國現代化實踐路線的看法。
而另外一個兩難的課題是：在近代歷史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優勢西方與弱勢東方之間的含混矛盾的關係，特別是以現代性計畫為職志的知識階層或華僑領袖面對西方知識體系更是如此，他們既是西化的倡導者又是傳統主體的維護者，他們既診斷出傳統中國的問題之後又不得不援引西方的長處。因此，從晚清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代化論述，到五四運動中國知識階層對傳統與現代二元命題的思維，以及1920年代陳嘉庚的建築論述（集美學校、廈門大學的建築風格實踐）、1940年代的《住屋與衛生》，近代中國的共同課題是：如何挪用「殖民現代性」卻又保有自身的主體性。二次大戰後的中國重建方案《住屋與衛生》的提出，應該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加以檢視，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重新陳嘉庚，是瞭解近代福建僑鄉、南洋華人史的重要切入點。近代的金門知識分子，如陳村牧、薛永黍等，也受惠於陳嘉庚的提攜，早期更有不少人就讀陳嘉庚所創辦的集美師範學校、廈門大學等學府。陳嘉庚的時代充滿困境與挑戰，而他也為後人指出了一些道路。只可惜，政治的動盪與國際局勢的變化，陳嘉庚的現代性計畫沒能實現。但陳嘉庚留給世人的遺產，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