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桃園縣文化基金會總編輯，亦是知名作家邱傑先生來電採訪。以下是當天兩人部分酬答記錄。

邱：近讀了你給爾雅出版的詩集《兩百個玩笑》，以兩百個老兵為個案。讀了叫人感慨，又感傷。我以前也到全省各地去拍攝老兵，拍照時自己那種內在的傷懷跟悸動，我知道那是多麼耗損心神的………，開門見山地問吧，你為什麼要寫這本詩集？

黃：為什麼要寫？（笑）邱傑兄，你說呢？你也是個作家呀！與其說我們挑選題材，不如說題材挑選了我們，寫作者受到某種力量催逼著，這種力量是什麼？有些我們明白，有些不明白，隱藏了起來，不知道為什麼。我試著說說自己以為明白的那部分好了，我筆下那些老兵都是或深或淺受到命運摧折、凌辱的人，當然，有時候他們自己的性格及作為是型塑成命運的因素。我自己也是受命運摧折的人，我是藉著他們來安慰，或者，來反擊命運的呀！或者，說是來洗滌自己的罪孽的亦何嘗不可。總之，我非寫不可，寫出來後，我輕鬆很多。就像是亞里士多德悲劇的靈魂洗滌說那樣。話說回來，悲劇——文學上的悲劇，或許是隻雙面刃，一方面給予人慰藉、洗滌和救贖，另一方面，其實又斲傷了人，使人身心沈陷於憂苦裡。我就有點身陷這種景況。所以，至少在這三五年內，不再碰觸相關的題材了。本來還要寫一本《猶是畫眉人》，兩百個台藉老兵為主的詩集，要暫告喊停。等調息好自己身心再說。

邱：是啊，讀你的作品，不管是詩或小說，都覺得很沉重。休養一陣子吧。日後有什麼寫作計畫嗎？

黃：你知道，我是靠寫作維生的，所以不寫也不行呀！不過要改變一下方向。我想回頭去寫小說。

邱：有特定的素材嗎？

黃：還在構思。也許背景會落在金門，也許會落在一座虛構的島嶼——由時間、奇幻的心所構築成的。我不知道。邊寫邊摸索吧？現實和理想總有落差。假如寫得順利的話，我希望能用三年時間，把這部三十萬字的小說寫出來。

邱：三十萬字？長篇小說？題目呢？

黃：我的朋友楊樹清常鼓勵我寫一部長篇小說，我自己也很想寫，但恐怕能力還不足，何況還有能不能發表的現實考量。我想到一個折衷辦法。就是用一個主題把許多短篇串連起來，有點類仿「十日譚」、「一千零一夜」的意思。早在十幾年前，我就曾經想展出一種新的文體，那就是把詩、散文、評論、戲劇，甚至是戔注等等，都集合在一篇小說裡面，不料，最近看到俄國納可夫的《幽冥的火》，才知道人家早就實踐了這種筆法。

邱：那你還要寫嗎？

黃：寫，怎麼不寫？就當作自己沒看過納可夫的小說囉！我自己這部小說暫時題名為《九十九個夢》。

邱：是不是往比較喜劇的方向走？

黃：但願如此。那就要看我要尋索的生命的真象，能不能給予我歡喜了。這麼比喻吧，這幾年我想從佛教方面尋找生命的真象。時而，當我得到一個真象—或者說，自認為得到一個真象後，我感到的是悲欣交集。

邱：但看你以前的小說，有兩個因素貫穿其中，命運和罪。這兩樣主題還會是你日後關心的嗎？

黃：《九十九個夢》關心的主題，也許是「時間」，我對時間的變化及可能性滿懷驚奇、驚懼，—但也許生命真正的慰藉存在於這份奧秘其中。

邱：時間，也許很實在，但看不見摸不著。你能不能舉個比較實際的例子？

黃：阿根廷的文學巨師包赫士，是我心目中最敬佩和心儀的。我記得他有一篇短文，講在某地有個人被自己的養子給謀殺，臨死前他喊道：「你也有啊！」重覆了當年凱撒被弒時的情景。你說這是命運還是時間呢？也許時間和命運是一體兩面的東西。總之，時間這玩藝兒充滿了無限神奇的可能，值得我們去探討。我將把往後的這三兩年都用在這方向的課題。

邱：我問一個共通性的問題好了，可不可以談一下台灣文學目前的整體生態，以及未來的發展？

黃：這個問題不好回答。我還是只能就我個人一己的感受來談好了。台灣文學的閱讀人口，比起以往，恐怕是式微的，就像電影被網路取代，榮景一去不回一樣。這麼說來，日本難道沒有網路取代文學閱讀的問題嗎？日本全國的總人口多，相對的，閱讀人口也多，足以支撐文學經濟。台灣目前正處在一個不上不下的尷尬點，我們離開了開發中國家的貧苦年代，但同時也捨離了紙本閱讀的時期，而卻又還沒有來到像日本、歐美許多國家的「富而好禮」的地步。這個「好禮」這裡是指「好閱讀」的境地。一個社會的文學閱讀人口蓬不蓬勃？我認為有一點或許可作為指標，那就是看它的長篇小說發不發達？日本就不說了，就算中國大陸，其長篇小說也要比台灣發達，所以我們就可以說，這表示大陸的文學較台灣來得有生意，有前景。

邱：謝謝你接受我的訪問。最後我還要問你一個問題，假如有年輕人想從事寫作，你會給他怎麼樣的建議？

黃：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強烈的風格，也要有自己獨特而正確的，並適合自己價值的文學看法。當然，這並不容易。我不敢說自己一定做到了。但我們總是要朝這個目標做去就是了。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慢慢有了自己的文學價值觀。我舉個例子好了，我要寫《兩百個玩笑》這本詩集的時候，在「詩語言的鍛鍊」和「讀者反應」這兩種考慮之間作了取捨，我以讀者反應為優先，而犧牲了語言的精純度及實驗性，換言之，我先考慮傳達感情給讀者，其次再考慮語言的錘鍊。而這也就要牽涉到，這幾年我對文學看法的轉變了。我痛定思痛，深切地體認到，文學必須求一個「讓最多人感動的文學作品才是最具有價值的」公約數。當然，這裡的「人」，不僅僅止於當前世代的人，還要指往後幾個世代的人，也就是說，要加進「時間」因素的考驗。文學語言及形式的鍛鍊絕對必要，否則文學就會僵死而失去感人的力量，但過於錘鍊，同樣的也會失去感人的傳達力，所以我們務必要細予斟酌。以納可夫的《幽冥的火》為例，它極盡語言形式的操演，十分炫麗，但感人的力量恐怕仍要讓給托爾斯泰樸素的《復活》這篇小說。文學花園必需百花齊放。但我個人的價值觀是寧取托爾斯泰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