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統上缺乏法治觀念的國家，一個由贓官與土紳劣豪所構成的貪腐土壤，治亂相循，就是中國歷史的懲罰。

中國社會是一種人治文化，只有聖君賢相出現的時候，才是治世，才是盛世；一旦奸佞之輩當道，就會爭權奪利，天下大亂。因此，中國歷史上聖君賢相畢竟是少數，所以治世都不久長，多在動蕩之中。

中國社會沒有發展出人權觀念與法治思想，可能與儒家的尊君與宗族社會有關。孟子雖然有「人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民權觀念，但是後儒並沒有在這個基點上闡釋與發揮。因此，孟子的此一思想並沒有生根，形成一種流派與學說，產生影響力，也就是思想的進化。

中國的主流社會受儒家所支配，因此缺乏創新與反抗精神，所有違背儒家思想的人，都認為是離經叛道，難以見容於社會，更遑論發展了。儒家講究忠孝之道，忠是忠君，孝是顯親揚名，剛好適合科舉制度。

讀書人十載寒窗，努力博取功名，以為家族、宗族的榮寵，所以顯褒當世，惠及泉壤，不僅是子孫有能，而且祖先有德了。讀書人一心想出仕，想當官，這是唯一一條的出路，並沒有甚麼理想性，但儒家美其名曰得君行道。

事實上透過科舉所形成的師生關係，就構成仕宦的勢力集團──權力粽串，廟堂上講關係，彼此提攜，拉幫結派，互相傾軋，危動朝廷，中國歷史上不就是這樣寫的嗎？一旦下放作地方郡守、督撫，他們又有一套心法口傳：「為宦不得罪巨室。」官員要作得安穩，就要與地方勢力結合，巨室漁肉鄉里，左右司法，貪官就收錢納賄，兩蒙其利，只有呆瓜才兩袖清風。

這樣的官場文化、社會文化、家族思想，怎麼會發展出人權觀念與法治思想呢？儒家的入世之道與科舉制度的結合，剛好迎合利己主義的家族與宗族思想，幾千年來陰魂不散，即使到了現在──標榜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還只是建立在虛幻的夢土之上。

看看兩岸的政治環境，大陸的極權統治更不足論矣，以前窮兇惡極，不曉得鬥死、餓死、整死多少人？可說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現在好不容易找到改革開放的道路，先把肚子餵飽──解決經濟問題。然而關於政治問題──人權、法治、自由，還處在一種蠻荒階段，怎樣建立有尊嚴的社會？過著有尊嚴的人的生活，還有一條漫漫長路得走。

中華民國是一個亂邦，似亡非亡，似存非存，出了一位總統陳水扁，最近批評司法不公，指法官與檢察官都偏藍，以立場決定是非。以一國的總統，牽涉貪贓枉法的官司，都質疑司法不公，那些無權無勢的小民，一向哀嘆「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又豈是空穴來風？

兩岸不論實施那一種政治制度，如果沒有樹立法治的基礎，貪瀆羞愧的道德觀念，公義的社會典範，不管經濟再怎麼繁榮？社會再怎麼富庶？即使大陸如願以償「大國崛起」，還只是沙丘城堡，處在一種不穩定的社會，還是擺脫不了中國歷史的宿命── 一治一亂的循環套，還是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

中國人的幸福指數，要以人權、法治、道德觀來衡量。今天貪官與土紳劣豪穿著民主的外衣，啃蝕民脂民膏，形成另一種魚肉之道，美其名曰民主，譽為普世價值，如果沒有強固的法治為後盾，民主只是提供另類的屠宰場而已，為禍更有甚於封建時代的科舉幫派。文化土壤如不改善，思想不改變，不尊重獨立的司法精神，社會就不會建立磐石之安，動亂還是隨時會駕著歷史的輕舟，航行在廉恥的怒海上，載著滿船的冤魂，回頭來找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