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社會分工愈來愈趨於專業化，各行業之間互不理解，過於專業的訓練也養成特定的意識形態（ideology），使人與人之間溝通困難，衝突加劇，造成社會的緊張、生活的壓力和人心的疏離與不快樂，因此近年來高等教育屢屢強調通識博雅課程的重要，大學生要修畢一定的通識課程，方得畢業，目的是希望畢業生成為通人，具有一定的人文素養。

所謂人文精神或素養，在古典人文教育中，並非專指文學、哲學、史學等文科知識，而是包含了認識自然的科學如天文、地理等等，也就是中國所謂天人之際的學問，我在別處另有文章細論，此處不詳。今天單要談談在文學領域中，理論學者與文學創作者之間的隔閡。

近年來，大學開始帶入經營管理的觀念，領導者以效率、績效要求高教工作者，大學教授每年提報研究績效，定期接受評鑑，限期升等，使得老師們謹守專業，如同公務體系或企業機構中的員工，體制科層化的結果，是其中每一分子對專業以外知識沒興趣也不敢再涉獵，人人目光如豆，文學領域也不例外。記得大陸作家韓少功曾在一篇〈文體與精神分裂主義〉中論及，當代一個理論學者若是寫些接近文學的感性文字，是不會被學術體制接受的，甚至會被視為是不務正業或窮途末路的自棄，同樣的，一個作家而寫一些接近理論的智性文字，也不大能被藝術體制接受。這就使我想起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在競爭時報百萬小說獎時，評審之一的姚一葦教授曾批評朱天文賣弄理論，李維史陀、傅柯、羅丹、哥德的色彩學，各式宗教、地方傳說堆砌。我在小說課上和研究生討論此書，許多人抱怨毫無感動，看不懂許說理論。但是我們看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的《白鯨記》（Moby-Dick），書中羅列了許多有關鯨魚的知識以及自聖經以下有關海中巨物的記載，百科全書式的書寫並未減損此書的文學價值，當然梅氏也是身後揚名，《白鯨記》是慢慢才被接受的。

韓少功擔心的是，過度專業化的結果，學者不需要再關切感覺，不需要積累和啟動個人經驗，其欣喜、憤怒、感動等情緒，發生在每一天，卻不能成為學術的命題，且對治學生涯有害，務必排除。而作家則不需投入思想，不需拓展人文社會等知識視野，只寫些雞零狗碎、近於八卦的小趣味，作家成了厭學、弱智的文化人。韓少功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我個人在美國念書寫論文，教授屢屢告誡學術論文不宜有個人情感，不可用情緒性字眼，務求客觀，好像文學論文可以如科學定理似的。而在文學創作中，台灣許多作家迫於出版業的現實和懼於讀者的健忘，出書的速度有如生產線，唯恐被剝奪文學的發言權，不讀書的結果是使作品空洞化，淺碟化，滿書店的出版物卻找不出一本好書可讀。

寫作職業化與技術化的結果是知識的生產、流通、消費更有效率，但也日益使寫作與自己的生活分離，作品不能觸動人心，形成一種精神分裂的文化。挽救之道在於文化工作者感情與理智並重，通情也達理。文學理論家寫出更有感情積蘊的理論，而作家寫出更有思想深度的文學。甚至文學作家可以兼為學者，學者不妨作越位之思，也以創作印證理論，我們看義大利的艾柯（Umberto Eco），既是符號學者，又是優秀小說家，國內也不乏顯例，陳芳明、黃錦樹都是跨足學術與創作而兩皆有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