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什麼？中國的文學傳統一直以來有兩種不同的文學觀，即載道的文學和抒情言志的文學。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也還有寫實文學和為藝術而藝術純文學的路線之爭。抗戰時期，為了救亡圖存，許多作家投入宣傳抗戰的寫作行列，國共內戰，雙方陣營也有意識形態的分歧。到了中共建國，政治鬥爭不斷，毛澤東的工農兵文學成了是大陸文藝的指導原則，台灣則反共文學延續到五、六十年代，這種政治指導文學的結果，使真正有審美價值的作品難產，反倒生出一堆口號文學，但文學史和時間老人自有判斷，如今有誰記得那些為抗戰而寫的舞台劇？現代中國文學史家也慨嘆大陸新時期以前文學創作幾乎交了白卷。時代變遷，兩岸社會已成為市場掛帥的商品世界，文學也成為一種消費，台灣統獨的分裂使不少文學雜誌涇渭分明，文學仍難脫政治、商業炒作的干擾，但真正有良知的文學家應該忠於文學本身，以藝術審美為依歸，諾貝獎文學得主高行健提倡冷的文學，他說：「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學，是一種不讓社會扼殺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學，一個民族倘竟容不下這種一種非功利的文學，不僅是作家的不幸，也該是這個民族的悲哀。」

高行健身體力行，他以繪畫來養活自己，讓他可以不為謀生而寫作，得獎之前，我已注意到他在台灣出版的《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給我老爺買魚竿》等小說，確實是一種非主流的寫法，例如《靈山》中的人物全化為「我、你、他」三個人稱，而主人公其實都是同一人。高行健認為，我們的意識若凌駕於倫理、政治、自我之上，就可形成一種自我觀照，既可用第三人稱來進行敘述，也可用第二人稱來敘述，一旦進行思考，這個自我就可分裂投射出去，成為另一個你，作為我對話的客體。他的《一個人的聖經》只有你、他兩個人稱，《靈山》則是三個人稱俱在。高行健獨特的創作方式並沒有獲得多少讀者認同，他因政治因素作品在大陸不得出版，出版的也受到批判，在台灣，他得獎之前，幾本小說一版兩千冊數年間都賣不完，還真冷得可以。但歷史和命運是弔詭而無常的，公元二千年他獲諾貝爾獎之後，小說在台灣熱銷，一年之內發行數十萬冊，冷文學成了熱商品，不知是文學的幸或不幸，但至少作家是幸運的，獎金和版稅讓高行健得以在巴黎市中心買了一棟古蹟級的大樓公寓。二○○五年秋天，我受聘為法國巴黎第八大學研究員，並訪問遠東文化學院，和法國教育部漢語督學白樂桑（Joe Bellasen）商談國際交流事宜，也在這公寓中拜訪了高行健。

高行健始終認為文學是人學，最終寫的無非是人，表述人的生存狀態，文學是人對自身存在和他所生存的環境的一種觀照，文學唯一存在的判斷，就是審美的價值判斷。作家則是現代語言的創造者，創作前人所來說過的話，從前人說完的地方開始說起。作家無非是自己在說話，既不是為民請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為偶像來崇拜，作家與讀者是一種精神交流，只透過作品溝通。作家也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世界各色人等悉數展現，也將自我袒裎無遺，真實之於文學，對作家而言是至高無上的倫理。

高行健的文學觀，在某方面類似美國文論家布魯姆（Harold Bloom）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之說。作家除了要忠於自己，也要不斷超越前人的影響，這才是作家生存念茲在茲應有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