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或金門現代文學向居邊緣，然而，邊緣並非意味著沒有研究深跟耕耘的價值。二○○七年八月，聯合文學文藝營於元智大學舉辦，我剛好於營隊期間，巧遇政大教授范銘如。范銘如原以研究女性主義著稱，近年來，注意到「地方文學」興起，燃起研究興趣。她歸納澎湖文學跟金門文學，認為前者如水，一如女性，後者如火，一如男性。澎湖跟金門文學文風恰如男女性別。

范銘如對地方文學的初探，寫就《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一書。陳芳明在該書〈「文史台灣」編輯前言〉提到：「在龐大全球化論述籠罩之下，本土化運動顯然必須提高層次，全面檢討與人文相關的各種議題。本土論述所要接受的挑戰，已經不再只是特定帝國主義的霸權文化，而是更為深刻而周延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台灣文化的自我定位，有必要放在全球格局的脈絡中來考察。」

從陳芳明的言論，可知道論述霸權時有轉移，本土論述也開始發生變化，而把地方特色納入全球考量。地方文學的發展，從何時開始，又依循什麼樣軌跡呢？范銘如表示：「戒嚴令廢除之後，台灣本土文化與地方自主意識愈加興盛，各項鄉土語言文化的推展教育或影音紀錄工作如火如荼進行。九○年代以降，文化資源不僅只是本土歷史文化的本源意義而已，更有往產業化方向開發的高附加價值。具有獨特性的地方文化，除了可以凝聚認同，對於振興區域觀光與經濟都有明顯的助益。「地方文化」搖身一變，成為行銷地方的搖錢工具。二○○○年政黨輪替之後，「本土化」「在地化」正式成為官方論述，取得政治的合法性。地方，從歷史的、文化的意涵，集結經濟的政治的論述，「地方學」在各種話語的交互加乘、孳生、衍異下益發蓬勃壯觀。」

范銘如認為：「在資金、資訊快速交換流動的全球化趨勢中，地方書寫不僅保留本土記憶、建構文化身分及原鄉與外地的時空差異，同時可能將此種差異轉變為同質化全球語境裡的地域顯著地標」。

但是，「地方文學」的書寫卻也面臨難題，楊翠指出，台灣發展的困難，是「地方」範疇界定的困難，戰後作家遷居的情況普遍，使得作家戶籍所屬難以歸類；更嚴重的是，由於政治力長期壓抑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導致台灣文學裡的「在地性」薄弱，地方文學的特質無法掌握。黃美娥點出，在相同語境、近似的地理空間下，區域文學如何凸顯其異質特色，才是最棘手的難題。

楊翠、黃美娥以台灣為研究對象，衍生出來的意見，卻不適用於澎湖、金門、連江等離島，弔詭的是，金門卻是因為戰地政務的「長期壓抑」，使金門同時保存戰地跟閩南文化等特色。也因為戰地關係，跟台灣有截然不同的人文跟景觀差異。儘管，過去多年以來，本土論述跟台灣國族主義，窒礙了金門及離島人的生存，以致頻頻悲鳴，但願金門跟離島人，都能夠化悲憤為力量，在全球化洶湧來襲的同時，把自身「放在全球格局的脈絡中來考察」，「同時可能將此種差異轉變為同質化全球語境裡的地域顯著地標」。

這挑戰，不單針對台灣各地方，對資源匱乏的金門跟離島，尤其艱鉅。更要避免回歸舊有的國族主義或封閉性的地域執念，取而代之的是以進行式的地方感來思考地理獨特性或根源性的概念。

地方是學術論述裡開始重視的議題，如何書寫跟再現則是文學家及文學批評家的難題。書寫地方，地誌跟人的描寫是兩個重點，在地誌的書寫上，吳潛誠曾歸入地誌的三個特徵：一、描述對象以某個地方或區域為主，範疇大抵以敘述者放眼所及的領域為準，想像的奔馳則不在此限。二、需包含若干具體事實的描繪，點染地方的特徵，而非書寫綜合性的一般印象。三、不必純粹為寫景而寫景，可加入詩人的沉思默想，包括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

吳潛誠並樂觀期待地誌的書寫，「可以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跟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

范銘如研究地方文學成就的原因，從黃春明跟王禎和兩位經典作家的小說入手，發現他們對於地誌的描寫，遠不及對人的關懷，於焉發出，鄉土小說，並非鄉「土」，而是鄉「人」的小說。

不管是「地誌」或「鄉人」，都在強調「地方」。「地方」不單只是有待觀察、研究和書寫的事物，地方本身就是我們觀看、研究和書寫方式的一環。

金門跟台灣諸多城鎮一樣，也是觀看、研究和書寫方式的一環，地方文學的特色正在凝練，金門的特殊背景，有機會使它成為地方文學領域，極為殊異的一環，金門作家面臨的壓力跟挑戰，不下於戰地政務時期，不僅得「莊敬自強」，更要「慎謀能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