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特別講究說話」。回頭看看咱們歷史上，鼎立著三部不朽的說話經典：《左傳》、《戰國策》、《世說新語》，就知道這話不假。
《左傳》不只是經書，也是一部史書。記述春秋時代諸侯歷史及君臣對話，人物應對進退所展現的高度文化涵養、高明精到的外交辭令，曲折生動。《戰國策》是戰國時代謀臣、策士，捭闔縱橫的謀議或辭說；其中收錄不少縱橫家的著作與言論。《世說新語》算是清談，記載漢末到劉宋間名流淑媛日常生活風貌及軼聞瑣事，文字清麗俊逸。這三部經典，真是中國人研究如何說對話，怎麼說好話的寶典。仔細察考經典裡所載的話語，發現他們說話，確實是婉轉達意，字字句句總能精準到位，讓聽者入耳著心，完全認同。這確實是說話的最高藝術。
腦海中突然迸現「用筆如舌」四個字。曾有哲學家提出「用筆如舌」的高標作為撰文準則。我心中隨即生發一個大哉問：到底是說話難呢？還是為文難？想想自己也是用筆之人，長年以來筆下的作品，究竟有多少能真正意到筆到、用筆如舌呢？這會兒，思緒陷在泥淖裡動彈不得。驀地，靈光乍現，記憶裡飛縱出韓非子的〈說難〉（ㄕㄨㄟˋㄋㄢˊ）：說服國君的種種困難。這是《韓非子》五十五篇文章中最重要的名篇之一，文本高度展現韓非子精闢的說理與心理分析能力。我們從中理解說服國君之難，其實關鍵並非在進說者的知識、學養不夠豐足，或是辯事論理的能力不夠到位。許多例證告訴我們，進說者說服國君最大的困難點，乃在於「君心難測」。
我的思路小小糾結了一下，給出了一個「想當然耳」的答案：「說話，應該是比寫作難。」兩個理由：其一，話語進行之中，往往是有時間緊迫性的，稍有思慮不周，瞬間恍神，不精準或不適切的話語一旦脫口而出，立時出現破綻，落下無可彌補的缺憾而敗下陣來。反觀用筆為文，似乎就不至於如此驚心動魄，因為創作者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思考、推敲、反覆修改，直到作者確認文稿已臻於完善方才定稿、發表。因此，文字創作者出錯與懊悔的機率，相對於說話，那是要少得多了。其二，說話時必有聆聽者，聆聽者就算不是國君，其心同樣難測；況且，聽者也可能發言，形成與說者對話的雙向溝通形式，這種情況變數就更多；雙方你來我往、相互激盪，現場氣氛就變得緊張起來，這對說者可能造成干擾，甚至影響其說話情緒及話語的品質與力道。
讀者之心，雖然也是多變難測的，幸好，讀者在閱讀文本時，縱有好惡、順逆之別，也許無法認同作者觀點而產生負面情緒；但這些反應多半不會在當下直擊創作者的身心與尊嚴。故此，我個人認為讀者閱讀文本第一時間給與作者的壓力，相對於聽者面對面給與說者的壓力應該是比較小一些的。（至於讀者讀後發表評論來的壓力，那是後話。）
前頭「說話難之說」，其實還可以從中國人對於說話的看法如同看待書藝、畫藝一樣，有所謂的「境界之說」得到印證。古聖先賢認準說話的最高境界是「忘言」。看看陶淵明的〈飲酒詩〉第五首最末兩句：「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著實耐人尋味，「忘言」誠然是一種極高的境界。我是否可以這麼說呢？「忘言」是一種知其所以，卻能當下放空心思呈現無我境界。知其所以，是一種滿的狀態；放空，是進入全真虛境。此時的虛也是實，這虛、實都不再是存在，而是某種超越。約莫三十多年前，我拜在古琹大家孫毓芹先生高足李楓老師門下習琹。某日，因緣際會有幸得賞一張名為「坐忘」的唐琹，我恭恭敬敬端立琹前凝神相望，腦中一片空白，一絲念想都沒有。安安靜靜好半晌，才幽幽自靈府漫出《莊子‧大宗師》裡顏回的話：「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那麼，我可不可以這樣推衍呢？「坐忘之前，已然忘言」。
回到本文的題目〈說難與忘言〉，我們可否下這樣的結語呢？--不論是〈說（ㄕㄨㄟˋ）難〉或是「說（ㄕㄨㄛ）難」，似乎都指向一個事實：「說，是難事」。吾輩身處染識大千，唯慎言、寡言是幸；如若最終得入忘言清境，則可轉識成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