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報》，七、八年級的世代，也許根本就忘記它的存在，九○年代後的根本就不知道曾有此媒體，不過，它曾是名噪一時的國民黨機關報，全盛時期在台北車站忠孝西路口十幾層的廣告牆，也曾號稱是發行百萬份的報紙，因為網路崛起媒體大環境改變，2006年停刊關閉了實體報，改發行網路報，一直到2018年網路報也停止更新，正式走入歷史。
　民國十七年在上海創刊的《中央日報》，隨政府播遷來台，曾跟中時、聯合並列國內三大報，除了是黨報、官報、機關報的代表外，也曾被喻為是一份「最乾淨的早餐桌上的報紙」，尤其是它的副刊，曾陪伴很多四、五年級生成長。
解嚴後，報禁解除，《中央日報》民營化，以國民黨為最大股東，實際編輯團隊亦以國民黨幹部為主。《中央日報》與同業一樣，每日出刊的總張數增加為六大張。但《中央日報》因傳統官營色彩濃厚，編輯版面保守，不及其它報紙靈活生動，發行量每況愈下。當時網路媒體開始盛行，讀者閱讀習慣改變，實體報紙發行量普遍下滑，各報均進入衰退期，《中央日報》亦無法倖免。在全盛時期，中央日報位於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八十三號，在台北車站旁，後來才搬到八德路去。
我跟中央日報也有一段因緣，讀書時代喜歡它的副刊，民國七十五年預官退伍前夕，看到中央日報在大舉招考記者，我也報名參加考試，那時距退伍只剩二個月，大家也都開始準備找工作，報名後，被通知某個星期六，在當時台北市愛國東路台北師專（現在的台北教育大學）考試，到了之後才知道竟然人山人海，有十個教室的考場，考生極為踴躍，也嚇了我一跳，原來竟有這麼多人在搶記者的飯碗。
一個月後，被通知錄取了，要到總社去報到並接受職前訓練。我印象很深，一位接待的主管問我第一個問題：「你希望待遇多少？」自忖自己是科班新聞研究所畢業，依當時的行情，我開了一萬五的月薪，結果對方竟然回說：「對不起，我們沒有這麼高的薪水」，對比目前大學畢業生的「22K」，其實當年的起薪真的不高。
其次是工作地點，我當時住在木柵，當然希望能留在台北市，但是社方說，只有台北縣的缺，而且還蠻偏遠的新莊、三重、蘆洲等駐地，地方距住家太遠讓我內心有點打退堂鼓。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求去，是當天晚上安排當時社長姚朋（筆名彭歌）來上職前訓練課時，除了講一些中央日報記者的職責外，還表示，以後所有記者都必須發「內部參考消息」，換言之，也就是要記者身兼當黨的「眼線」，這一點讓我很反感，所以當天晚上完課，第三天我就決定不去了。
當記者除了發新聞採訪稿外，還要發內部參考消息，對於一個剛踏出社會，滿心期待要當「無冕王」的我來說，那種感覺是好像還要去當「抓耙子」一樣，我覺得跟我的良心過意不去，加上薪資、工作地點也不如我意，所以我選擇離開，最後去了華視的《華視新聞雜誌》工作。
《中央日報》當年是黨報，也許它的記者必須附帶其他的任務，但是招考前沒有說明，考上才跟你講你的權利義務，確實會讓人心有芥蒂，記得當時姚朋社長還一直跟大家說，中央日報是如何如何好，像當時在台視的主播李四端先生，之前也在中央日報服務過，確實中央日報也曾培養不少知名媒體記者，但我會謝絕中央日報，也許是個人因素，畢竟這段過程在我的新聞經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