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6日，我在越南胡志明市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作了一場名為「蔡廷蘭1835年漂流越南所見的閩南人與福建會館」的主題演講，9月14日第九屆世界閩南文化節在印尼雅加達召開，我又應邀作了一場名為「海外福建會館對閩南鄉親的海難救助--以越南與海南為例」的主題分享。
　　這兩場主題演說的共同焦點，在於蔡廷蘭漂流越南所遇福建鄉親，值得一提再提。因為如果沒有越南各地福建鄉親的關照，蔡廷蘭的回國之路可能難以順遂；倘若缺少閩南同鄉的沿途幫忙，他的《海南雜著》也未必能夠寫得那麼接地氣。
　　我說《海南雜著》一書接地氣，是有根據的，舉例來說，《海南雜著．越南紀略》記載了一種稱為「亂霸」的社會風俗，說越南人遇到爭鬥之事，「不論男女，皆兩人相持，仆地上不起，謂之『亂霸』」，先起者為理屈，「至親雖強，不敢助」。村長得知，會擊柝集眾來進行調停，調停不成則交由官府審理。在告官過程中，「被傷者移臥仇家，日夜呻吟，不食」，官府還會要求仇家將被傷者先醫好始予受理。這樣的官司也太麻煩了，因此民眾之間罕有械鬥爭端。
　　關於越南這種「亂霸」風俗，越南阮朝官員鄭懷德（1765-1825）《嘉定城通志》卷四〈風俗志〉有類似的記錄，謂之「臥禍」（「投身握地，毀裂衣裙，抓傷身體，呻吟呼喊，嫁禍於人，以索罰謝」），可見蔡廷蘭所言不虛。問題是，蔡廷蘭身為一個外國人，言語不通，他怎麼能夠如此深度掌握越南的民情風尚呢？答案就在蔡廷蘭自己的一句話裡，他說：「廷蘭以風濤之厄，身履異域，雖譯語不能盡詳，幸遇同鄉流寓者眾，得隨地訪聞其事」，原來他返國途中遇到了許多旅居越南的福建同鄉。
　　蔡廷蘭漂流越南所遇福建鄉親，以閩南人居多，我借助《海南雜著．炎荒紀程》為大家簡要梳理一下相關名錄，包括：道光十五年（1835）農曆十月十三日，廣義省派來的翻譯人員沈亮（詔安人），十六日晚上蔡廷蘭就借宿在沈亮家；十七日他遇到林遜（同安人），也獲邀留宿家中，那天廣義省大官還找了福建幫長鄭金（同安人）資助米二方、錢二貫。
　　十一月初十日，他又會晤廣義庯的黃文（龍溪人），十三日宿黃文家，「談鄉情歡洽」；二十日，他正式啟程返國，福建幫長鄭金、林遜、林慊（同安人）等諸同鄉「擁送至溪邊，灑淚而別」。
　　北上途中，十二月二十二日他走到廣南省城，宿惠安庯長洪錠（同安人）家；三十日抵達順化王城，宿陳親（晉江人）家。
　　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初一，蔡廷蘭曾在洪涼（廈門人）的陪伴下，手持名片去向大官賀年；十三日，抵廣平省城，宿洞海庯長洪謹（同安人）家，兩天後洪謹與同縣吳深（亦同安人），「率妻子各攜藥物追贈，遠送五里外泣別」；二十二日，抵乂安省城，宿林送（詔安人）家；二十六日，抵清華省城，宿沈壬（詔安人）家；二月初六日，抵河內省城，住福建會館，隔天移住同鄉曾添（同安金門人）家；初十，福建庯長沈林（詔安人）偕鄉祠諸人送錢五十貫，他一概辭謝，只收下楊萬記、楊成記（長泰人）、胡榮（舊庯長，漳州人）、曾添等所餉藥物。
　　上述漳州長泰人楊萬記，我記得我在阮朝嘉隆十六年（1817）〈福建會館興創錄〉碑尾三十二位捐款閩商名單中看過他的大名（慨捐540兩），沒想到二十年後（1836）他竟還在河內福建會館接濟了漂流越南走路回國的蔡廷蘭。
　　我深信蔡廷蘭漂流越南所遇福建鄉親，不僅「贈資得歸鄉土」（蔡廷蘭語），《海南雜著》得以榮膺世界漂流錄經典代表作，旅越閩南同鄉絕對也是幕後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