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之政治家，不但要能擺脫名利、權力之誘惑、人情之壓力、世俗之浮念，更要有前瞻宏觀之器識，以規劃未來，開創未來，堅持理想，甚至以身殉道，因此其思想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經濟史家乃孚（John U. Nef）認為成功之思想教育，需要精讀不因時空政治環境之變遷，而增損其價值之經典；諸如《論語》、《莊子》、《孫子兵法》、柏拉圖之《對話錄》、亞里斯多德之《形上學》、笛卡兒之《方法論》、康德之《三大批判》、韋伯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思想》、莎士比亞之《四大悲劇》、托爾斯泰之《戰爭與和平》等。
　　易言之，所謂經典者，原則上是依據兩個面向擬定的：其一必須跨科系，以免見樹不見林，進而培養其宏觀之器識；其二是必須含括哲學、宗教、史學、文學、社會或經濟學等，以培養其獨立而正確之思想力。
或有識者以為以今日之環境，向重專業，且何來時間涉及旁系經典，況眾多非本行之經典理論，對學者之將來何益？
　　然筆者直言：就因政治家難求，方顯其重要性及可貴性，不然怎有理想、能力及魄力開疆拓土？至於眾多非本行科系之經典理論，對學者未來之功用，則可引用猶太裔哲學家博蘭霓（Michael Polanyi）之知識論以闡。博氏區分人之意識有二：明顯自知之「集中意識」，和表面無法說明，在與類境接觸後，經由潛移默化而得之「支援意識」。人之創造力，是這兩種意識相互激盪之過程；但在此過程中，此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支援意識」最為重要。
博氏言：「在支援意識中，可以意會不可言傳之能力，是頭腦之基本力量。」是以當研讀經典時，其內容成為讀者之「集中意識」，但當他在研究或思考某項問題時，雖然表面與過去研讀之經典，無直接關係，但此時當初之「集中意識」，卻早已成為讀者此時之「支援意識」；一種豐富靈活充滿創造力之「支援意識」！經由此種「支援意識」支持下之思考，較能深入，較不易受一般流俗左右，是以所謂前瞻性、理想性及堅持性等特質，於焉產生。
也只有經由此種思考過程之人，才能徹底明白他所堅持之理想，其背後之含意、歷史背景及未來之影響，進而產生一種「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之擔當。
　　早在春秋時期，儒家就提倡「君子不器」理論，荀子更把儒者分為俗儒、雅儒、大儒三類，而「大儒」特徵之一，便是「知通統類」，並且認為唯有「知通統類」之「大儒」，方足承擔最高之政治責任。而史家之典型「疏通致遠」，唯「疏通」方能「致遠」，其道理與博氏理論古今相映。太史公欲「成一家之言」，其先決條件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此理論提出最佳之佐證。
　　因此，以今日民主選舉之時代，欲判明眾多候選人中，何人較具有前瞻性、理想性、實踐性之能力者，何妨以博氏之理論，從其求學過程、研修之科系，並輔以彼等之行政經驗，領導經歷來判擇之，則雖不中，亦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