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閩南與南洋華人世界裡，陳嘉庚是一個幾乎帶有傳奇色彩的名字。他出生於福建同安集美，少年即南渡新加坡，從米業、鳳梨罐頭到樹膠工業，建立起龐大的商業版圖，也把所得不斷回饋故土與海外華人社會。他捐資興學，創辦集美學校、廈門大學，也長年投身星馬華人社會的教育、慈善與抗日救亡，因此被視為兼具企業家、教育家與僑領身分的代表人物。對他而言，現代化從來不只是工廠、輪船與銀行，更是人文素質的更新：知識要更新，社會風氣要更新，連居住的房屋、日常的衛生也必須改良。若說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一個更健康、更美好的中國，那麼教育是明燈，住屋與衛生則是燈火照到的日常。
陳嘉庚的《住屋與衛生》醞釀於抗戰末期，成稿於二戰時流亡於印尼期間。當時，陳嘉庚自新加坡回國慰勞軍民，沿途經過許多省分，看到中國城鄉的困窘：街道狹窄、店屋陰暗、鄉宅閉塞及廁所、溝渠與垃圾堆積，水井又往往離汙穢之處太近。這些景象使他震驚，因為在他眼中，這不但是窮困，也是整個國家身體的虛弱。他想到自己旅居半世紀的新加坡，雖是殖民地城市，卻早已藉由市政管理、建築規範與衛生制度，大幅改善了居住環境。於是他把見聞與思考寫成這本小冊子，希望戰後重建除了停留在恢復屋瓦道路外，也能重整生活秩序，為中國尋出一條通往現代的路。
陳嘉庚之所以如此重視住屋與衛生，與近代閩南的現實密切相關。以金門為例，十九世紀末以來，鼠疫、霍亂、腦膜炎等傳染病反覆流行，有些村落甚至出現死者無人掩埋、行旅斷絕的慘況。僑鄉雖有僑匯，能起新厝、蓋洋樓，卻未必同步改善井、廁、溝渠與垃圾處理。僑商可以衣錦還鄉，但環境卻依然需要面對蚊蠅孳生與疫病盤旋。這正是陳嘉庚心中希望克服的要事。
因此，《住屋與衛生》不在空泛勸善，而在具體改造。他首先強調，住宅必須讓空氣與日光進來。中國傳統民居常因怕風而少窗，屋內幽暗，濕氣與病菌遂容易滋長；若能增加窗戶、保持通風、讓陽光照進室內，便已跨出衛生改良的第一步。其次，廁所、水井、池塘、溝渠與垃圾，必須納入整體治理。廁池不能任意散布，水井應與汙穢之處保持距離，積水需填平或導流，垃圾與排水要有人定時清理。這些看似細瑣，卻正是降低死亡率、延長壽命的基礎工程。
再者，他將公共衛生視為政府、社會與家庭共同的責任。他稱許新加坡的地方，正在於其有理性的城市規劃與優良的建築管理：街道寬度、後巷留設、店屋長度、露天空地、公共綠地，皆有規範；屋內每個房間要有足夠窗戶，污水排放要便於清洗，垃圾與糞便則由市政系統處理。換句話說，衛生不是個人的潔癖，而是由制度支撐的公共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陳嘉庚心中，衛生與國運相連。他認為人民體魄孱弱、壽命短促，國家便難有長久而穩固的建設；反過來說，若住屋改善、疾病減少、生活有序，人民才能強健，國家才可能真正振興。這樣的想法，帶有鮮明的時代氣質：把每個人身體視為國家的基石，把窗戶、街道、廁所、水井都視作現代中國的一部分。他嘗試創造一個民族對於「民康國強」的集體想像。《住屋與衛生》不單是一本關於建築與環境的建議書，更是一份帶有啟蒙意味的現代性藍圖。
今日回看陳嘉庚的《住屋與衛生》，最動人之處，是他把國家建設的目光落到細微的地方。這使他不只是提供宏大敘事的愛國僑領，也是一位深知現代化必須進入生活深處的實踐者。
陳嘉庚所借重的新加坡經驗，本身建立在殖民統治的制度效率上，未必能直接移植到戰亂頻仍、財政困窘的中國；他對衛生、強身與國力的連結，也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較少觸及貧窮、階級與地方差異的複雜性。儘管如此，這本小書仍留下了一個珍貴提醒：現代性若不能落實於人的居所、身體與日常生活之中，終究是不完整的。陳嘉庚想讓日光照進近代華人的屋子，有乾淨的飲水及清潔的空氣；他也想讓一個積弱的時代，從住屋與衛生開始，慢慢轉變，擺脫黑暗。可惜的是，時代並沒有給他更多實踐的機會，他的現代性之夢，終究成了一種未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