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是作家芊華告訴我的。
芊華本名黃明貞，1957年生於新加坡，祖籍金門後浦。「芊華」是她的筆名。她與先生方然──本名林國平（1943-2023），祖籍金門后壟──原是師生，後因文藝相知、相戀。1970年代後期，兩人與文友共同創辦手抄刊物《文小季刊》；1981年結婚後，長年活躍於新加坡華文文壇。1984年以「芊華」名義註冊了赤道風出版社，1985年共同創辦了文學雜誌《赤道風》，直至2018年4月為止，刊行第100期，才卸下編務重擔。方然與芊華的故事，容我日後另文書寫。今天，先說一說芊華記憶中的金門阿嬤。
芊華的父親黃爵源（1925─2013），出生於後浦。年輕時南來，曾在馬來亞樹林裡墾荒，生活十分艱苦。後至新加坡，起初在雜貨店當夥計，1950年代轉入駁船搬運業（俗稱「山頂估俚」）。1970年升任為工頭，除了招募工人的奔波，回家還必須為工作項目做帳至三更半夜，家中經濟也從那時開始好轉。
當年，爵源主要活動於羅拔申碼頭（Robertson Quay）及駁船碼頭（Boat Quay）一帶。這一帶聚集了一些公司，加工原料由駁船沿新加坡河運入，再由搬運工一袋袋、一箱箱扛上岸到貨倉。1977年清河運動以前，河岸貨運仍十分興旺，吆喝聲與貨物落地的悶響，成了他的日常。
芊華曾交給我兩套父親爵源擔任工頭時穿的衣服，還有一塊墊在肩上扛貨的厚布。一套已磨得破舊，一套卻近乎全新。我問她其中緣故。她說，舊的那套父親常穿；他雖是工頭，仍與估俚們一同工作，眾人因此服他。舊衣沿用傳統布扣，以一團球狀的線頭勾入布圈，穿脫俐落；新衣改用塑膠鈕扣，他嫌後來改革的工裝，失去傳統的韻味，穿起來彆扭而不再穿。衣服的新舊，無意間留下了一位勞動者的性情，也留下那個年代的身體記憶。
爵源與祖籍安溪的鄭香花結婚，婚後住在河水山木屋區，後輾轉住過芽籠水上木屋。之後河水山發生大火，政府重建災區，一家又搬回河水山，住在最廉價的政府組屋。夫婦倆共育有九名子女，六女三男。芊華是長女。爵源靠著河岸粗重的勞動，支撐一家人的生活。
1964年，爵源帶著妻子、七歲的芊華，以及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從新加坡返回金門探親。為了節省旅費，一家人先搭輪船到香港，再乘飛機赴臺北，最後搭軍機回到金門。
那時，爵源的父親黃熙墻已過世，母親李塗鸞（1902-1995）靠著向阿兵哥販售茶飲的小生意勉強度日。熙墻與塗鸞育有四女四男，其中兩個兒子下南洋。回到金門後，芊華與弟妹正值無憂年紀，處處都覺得新鮮好玩，連「單打雙不打」也不懂得害怕。母親鄭香花卻難以適應戰地生活；在新加坡出生的她，連在天井梳洗都覺得侷促不便。
爵源看見母親獨自守家的辛苦，一度打算留在金門，不再返回新加坡。塗鸞卻堅決反對，催促兒子趕緊帶著妻小回南洋。她當然不捨，只是太明白戰地金門的艱難；她寧可把思念留給自己，也要兒孫到外頭尋一條較安穩的路。
爵源只得依從母命返程。沒想到，一家人在金門停留過久，抵達香港時，返回新加坡的准證已逾期，只能滯留當地。盤纏很快用盡，所幸得到香港福利協會對兒童的救濟，勉強餬口。這一留便是一個多月，後得到新加坡二舅協助得以返回新加坡。他們在香港度過一段困頓歲月。
1994年，爵源由二兒子奕智陪同返金探望母親。晚年的塗鸞已有些失智。她看見眼前白髮蒼蒼的爵源，急切地喊著：「你不是我兒子，我的兒子頭髮是黑色的。你是白頭髮，你不是我兒子。」
那時，爵源已經失明。他看不見母親老去的模樣，母親也認不出眼前白髮蒼蒼的兒子。那個當年狠下心將兒子趕往南洋、此後卻日夜牽掛的母親，與那個在新加坡河畔耗盡一身氣力、養活妻兒的兒子，終於相擁痛哭。那一刻，戰地、離鄉、勞動、貧困與思念，全都縮進母子相抱的身影裡。這是一個家族的血淚，也是大時代留在人身上的傷痕。
塗鸞阿嬤過世後，芊華的堂姊在收拾遺物時，意外發現祖母珍藏著南洋帶回來的餅乾盒，即使這個方型鐵盒已經鏽斑累累。那些看似無用的舊物，是她與遠方兒子之間僅存的牽繫。
在新加坡女皇鎮（Queenstown）組屋樓下的咖啡店，天氣依舊炎熱。芊華緩緩道來。故事尚未說完，坐在她對面的我，早已濕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