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變遷，養兒育女的「責任」逐漸走向「公共化」。其基本的精神，在於社會的轉型，包括工業化、都市化、家庭核心化等。因此，有愈來愈高比例的人們走出家庭，從事家庭外的活動，包括求學、交友、工作、就醫…；這些活動也逐步擴展，佔據人們愈來愈長的生涯。家庭功能式微，政府角色相對提升，並透過賦稅制度，把人們與政府綁在一起。國民被賦允了繳稅義務，當然政府也就有責任照顧國民，甚至管理國民。所以，有人主張，生兒育女已不完全是家庭的責任，兒童是一種「公共財」，國家也有責任照顧！尤其在北歐國家，賦稅率均在40％以上（我國12％），人們辛苦賺來的薪水，一半繳給了政府，政府多分擔一些責任，一點也不意外！基於此，政府需要大量財源，尤賴於人民的就業，如何創造一個不分男女高就業率的環境，即成為了政府的施政重點。
最近有不少人即以北歐國家為師，尤其舉瑞典，這個公共托育最為徹底的國家；說明政府如何重視婦女的就業，並創造宜「事」宜「家」的環境，兼顧了工作與托育。甚至，認為瑞典近年來生育率上升，也是「公共化」的功效。民進黨蔡主席也頻頻喊出「公共托育普及化」為其政策主軸，也是根據前述的理念。
筆者必須指出，台灣在托育方面，因各地區有其不同需求與發展程度，不是「公共化」那麼簡單。有些地方托育量不足，是可以增設公托或公共育兒園，但對於供過於求的地區，重點應在於品質、價格與地點。近年來，政府已針對具有剩餘空間的中小學，選擇適當地點，評估出全國有73鄉鎮、177間學校具備這個條件，可以增設228班，並可用來滿足未來5年托兒與課後照顧之用。此外，政府也積極結合中小企業成立區域聯托中心，提供兼顧工作與幼兒照顧的環境。簡言之，政府目前是以「平價、質優、可近性」為目標，採多元方式來推動，以兼顧不同的需求。相形之下，主張「公共托育普及化」不是不好，而是對於台灣當下情形了解不深，成為過度簡化現象的口號。
至於「公共化」和生育率之間的關聯，乃屬穿鑿附會之說；因為瑞典實施「公共托育」，從1970年代開始已有40年之久，而生育率於1970-1999之間卻是呈現下降（總生育率從1.94人降至1.50人），直到最近十年才回升，怎能說是推動「公共化」有助於生育率提昇呢？
根據OECD國家研究，當一國總生育率降到1.3人（即超低生育的門檻），若還沒有因應作為，人口結構將會嚴重失衡。台灣在2003年時總生育率就已經低於1.3人，當時民進黨政府並沒有察覺問題的嚴重性，遲至2008年3月政黨輪替前夕才核定「人口政策白皮書」，內容且多為當時現行社福、衛政、教育與勞政的措施；總之，仍在規劃階段。國民黨一上台，即立刻推動許多措施（例如：「青年安心成家」與「育嬰假六成薪」，接著推出「五歲免學費」、「未就業育兒津貼」、「五歲以下育兒特別扣除額」等方案），結合人口、福利與勞動政策，就是為了抑制生育率的繼續下滑。此外，我們也修正了「人口政策白皮書」並提出新的「人口政策綱領」，試圖來減少人口結構急速變遷所帶來的衝擊，而我們確實在去年看到明顯的成果，嬰兒出生數回升約3萬；此外，政府也積極做好未來高齡社會的準備。目前台灣地區2320萬人口，老人占11％，15年後，人口總數先增後減又回到2320萬，老人卻占20％；以此為例，即知人口結構的變遷對台灣社會的影響，絕非簡單口號所能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