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各國多半以國內生產毛額（GDP）增長幅度，做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指標，民國八十年間我國人平均GDP為新台幣二十四萬五千零餘元，直到去年間之國人平均GDP為新台幣七十二萬八千餘元。四分之一世紀以後的現在，我國人平均GDP值成長將近三倍，但反觀民國八十年時大學畢業生起薪是新台幣二萬二千元，如今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竟然原地踏步，若扣除通貨膨脹率之後的貨幣實質購買力計算，社會新鮮人的實質薪資縮水。
當今多數國家實際統治權由財團與富人把持壟斷，基層勞工等廣大受薪階級往往是便宜行事政治選擇的犧牲品。正因為政治實務面上傾向為少數既得利益階層特權服務，導致分配不正義現象持續惡化。當一國社會有愈來愈多最低工資勞動者，其所得只能勉強維持生計而難以儲蓄，一旦遭遇失業乃至罹病殘廢等意外變故，個人乃至全家便會落入貧窮陷阱惡性循環難以脫貧，對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的需求有增無減。
因此企業若刻意壓低薪資、大量僱用最低工資工作者，等於把勞動成本轉嫁給社會概括承受，政府若調增基本工資，可抑制社會上貧富差距與所得分配不均惡化趨勢。
由上述論據可知，調漲基本工資，對於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具有正面效益，支領法定最低工資或基層勞動者族群占國內就業市場人數最多，政府調增法定基本工資，一旦受薪階層收入增加，會將增加的薪資用於消費支出。調增基本工資，乍看之下資方經營成本雖會因此增加，但實乃短空長多之舉，資方最終將因占社會大多數受薪階級家庭的消費能力增加而獲利。
修法調漲基本工資，讓勞工口袋有更多錢從事消費行為，是創造勞方、資方與政府稅收增加三贏的做法，不僅有助使台灣經濟景氣擺脫長期陷於停滯的困境，更有助於為就業市場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政府宜根據物價指數與經濟成長率，逐年調升最低工資，照顧勞工生計與活絡內需消費市場景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