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台大校長傅斯年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 一直為歷史工作者奉為圭臬，更為口述歷史工作者所實踐。民國八十六年二月筆者由東華大學調國史館服務，八十九年三月，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同年五月新館長到任，本館編修人員醞釀重新編組。至年底，新的編組大致底定，口述歷史組與傳記組合併為一組，改稱為人物傳記組。筆者當時被編入人物傳記組，仍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工作。
新館長到任後，工作方向略有調整，讓人物傳記組的每一位同仁可以自己提出想做的題目或主題。當時我心想在台灣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者，可以用「多如牛毛」來形容，除了國史館外，還有中央研究院的幾個單位，某些大學的教授，甚至各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在台灣從事口述歷史訪談的學者或工作者，實在不差我一個；但在金門，正規的口述歷史訪談則尚待開發，況且身為金門人，保存金門的史料實義不容辭，既有這樣的機會，我遂決心投入金門地區的口述歷史訪談。
但該從何主題入手？幾經思量後，遂決定從「民防組訓與動員」開始，因為金門的「民防」事務是每一位金門人都必須參與的事務，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也不論年紀大，或年紀輕，沒有人能例外，因此我就提出〈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計畫，並獲得通過。
該項計畫是基於兩岸對峙時期，金門以彈丸之地阻擋中共的武力犯台；從古寧頭戰役、大二膽戰役、九三砲戰，到八二三砲戰，金門均能屹立不搖，除了國軍的英勇奮戰外，軍事當局在金門地區實施了民防組訓，並全面動員民眾，平時負責軍勤任務，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將民防體系納入戰時的系統之中，採取黨軍政一元化的領導，軍民合作，發揮統合戰力，以應付中共隨時的挑戰和強大的武力的威脅。
金門地區實施的民防組訓，前後長達四十餘年。雖然負起捍衛台澎地區自由民主的大門，但對地區的民眾卻造成沉重的負擔。民眾從十八歲納入編組至五十五歲除役，役期長達三十七年；若從兒童隊納編起算，役期更高達四十三年；婦女從十八至三十五歲之女子均編入婦女隊；懷孕五個月以上、嬰兒未滿兩歲、獨負家庭生活者始得編入預備分隊。全島及齡之男女，悉依性別、職業、技能編配任務，擔任消防、防毒、防空、救護、搶修、擔架、運輸、構工、岸勤作業、村落防禦及自衛戰鬥等任務。
全體隊員，每年均須參加受訓。訓練時間依時期，階段而不同，有季訓、年訓之分，有全天、半天之別，甚至有夜間訓練；作戰期間及特殊任務外，大體訓練均能配合農閒季節進行。工役長短苦樂依不同時期、階段和職業而有不同，與軍政首長作風有異，與駐軍之任務也有差，甚至與基層幹部的人格特質也有分別。除少數工作如長期的岸勤工作由公家提供主食外，其他的訓練和構工均須隊員自行解決膳食並自備工具；六十九年度起改採分梯在守備區基地施訓，始由縣府提供午餐；八十年度起始編列預算，依受訓時數計薪，距離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金門解嚴及民防組織裁撤只有二年的時間。人力征集之外，民間現行的運輸工具，如船舶、騾馬、貨車、計程車、自行車及工具器具等均在征用範圍。
金門位於戰鬥的最前線，民防體系的建立，組織的健全，民眾的訓練和動員，一直是地方當局最重要的工作。然而民防體系如何建立，民眾平時如何訓練，戰時又如何動員，訪談擬從官員的角度來觀察，也希望從民眾的感受來呈現。或許在組織建構上容有檔案可資參考，但實際的運作情形和執行的成效都沒有檔案保存，特別是基層鄉村的動員和民眾的感受更不可能有資料留存，因此口述訪談成為保存歷史的重要方式，何況許多當事人快速凋零，因此搶救歷史的行動有必要儘速展開。九十年元月該計畫開始執行，並由我負責實際訪談工作。
當時我心中對於訪談人選設定了一個標準，民防隊員的年齡以七十歲以上為首選，但幹部的年齡則不加限定；人選則盡可能遍及每一個自然村。最初我對整個計畫原本信心滿滿，因為自恃在地人的優勢，自信可以透過自已的人際關係物色適當的人選。但元月中旬正式開始進行訪談時，才發現事實與想法其實有一段距離，因為大部分的人戒嚴心態仍在，心中原先預定先行訪談的人選，卻在拜訪時一一被婉拒了，至此我才驚覺訪談工作並沒有我想像中的容易，於是趕緊透過師友、同學關係，重新尋覓合適人選。
首先拜訪當時擔任金城鎮長許金象先生及秘書蔡詩夢先生。許鎮長是熟識的同學，蔡秘書也是老同學，只是畢業後未再碰面，承他們熱心幫忙，準備介紹一位楊課長給我認識。楊課長原任職於民眾自衛總隊，民眾自衛總隊裁撤後調來鎮公所，他對民眾自衛總隊人事物都很了解，可惜農曆年前，他每天在外督導環境衛生，所以連續三天都不在辦公室。蔡秘書建議我先去拜訪溫仕忠先生，溫先生早期在軍事科服過，退休後又時常在金門日報寫民防組訓的相關文章。後幾經轉折找到在文化中心服務的溫太太，溫太太熱心幫忙，聯絡上了溫先生，溫先生告之十八日晚上才有空，我依約在一月十八日20:00到溫府，承溫先生熱忱接待，並娓娓道來一生的往事，至22:00才結束訪談，賓主盡歡。
十九日早我再到鎮公所，這一次終於讓我見到了楊課長，可惜他婉拒接受訪談。不過他親自帶我去拜訪一位民眾自衛總隊退休的同事陳文慶先生，但陳先也不在家；他同時推薦了水產試驗所所長黃錫安先生，我驅車前往水產試驗所，適逢水產試驗所在辦年度活動，所長忙於接待貴賓，無暇受訪。下午我再到縣議會拜會主任秘書李增德老師，承他熱忱推薦了數人，可惜經聯繫後不是婉拒，不然就是不在家，總計前後四天，拜訪了很多人，實際進行訪談的成功案例僅有一人。
離開台北時，主持人卓纂修遵宏特別交待，一定要做出成績來，我心中甚為著急，於是只好利用年假找同學聊聊，希望能尋覓適當人選。和同學董將聊天時，發現他的父親董王獅老先生有些特殊的經歷，是一個很好的訪談人選，於是商得同學的同意，元月二十八日上午我先行訪問了已故的董王獅先生，董老先生是我的族兄，下午又訪談同學董春聲的父親，已故的叔公祖董天補老先生，傍晚再訪陳文慶先生。
返台前，董蔣特別推薦已故的楊世英先生，並幫我查到楊先生在台的電話地址。回到台北後，立即與楊先生取得聯絡，他長期負責民防的後勤組工作，很多後勤組的規劃在他手中完成。二月五日上午我獨自到中和楊宅拜訪，蒙他熱忱招待，楊先生非常健談，記憶力又好，而且保有許多資料，又有寫日記的習慣，所以這次拜會訪問收穫很多，此後先後訪談共計四次，非正式的拜會也有三、四次之多。
九十年二月我再次赴金進行口述訪談，前次因友人介紹而儲備了許多人選，於是依序先後訪問了黃錫安、許明鴻、黃平生、許明良、吳貴海、鄭世華、倪鳩靖、陳永財、李增華、許加壯等諸位先生，他們均在民國五十七年以後擔任基層民防幹部，或在自衛總隊部內負責組訓與後勤等業務，他們的訪談資料對於瞭解民國五十七年以後金門的民防組訓動員業務有很大的幫助；鄭世華先生民國三十八年至九三砲戰前擔任村指導員，許明良是資深的民防隊員，許加壯是九三砲戰至八二三砲戰期間榜林村的老村長，他們的訪談有助於瞭解金門早期民防組訓的情形及歷史事件的原委。
第三趟訪談在九十年三月中旬啟程，友人介紹的人選緩不濟急，所以一方面透過友人介紹，一面自已主動尋覓適當人選，我騎著摩托車在鄉間小道遊走，在鄉村聚落中穿梭，逢人便問：「阿伯，您幾歲？」、「阿伯，你們村內有沒有七十歲以上的老阿伯？」、「阿伯，有那位老阿伯對早期的民防隊情形比較清楚？」這種問話方式是我往後尋覓人選的主要途徑，由近而遠逐村的進行訪談。不過，這趟我鎖定古寧頭戰役附近的幾個村莊，其中最為驚喜的是在李光前廟內訪到李清泉先生，李先生親身參與古寧頭戰役，並因公受傷；訪談時，他語氣平和，但內容詳實。
第三趟返台後，楊世英先生特別推薦已故的徐榮祥先生，徐先生是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縣府軍事科科長兼民防總隊部的總隊長。造訪之前，我先用電話聯給絡他，徐先生爽快的答應。第一次造訪徐先生是在三月二十一日，我和同事陳中禹先生一同前往；徐先生人很爽快，也非常健談，他滔滔不絕談了二個小時，至中午時分始告退。
四月，我仍沿著前一個月的模式，逐村的尋覓人選，進行訪談。先後到過金城、瓊林、復國墩、溪邊、湖下，除訪問青嶼、料羅外，並遠至烈嶼之之湖下、羅厝及東林等地訪問。五月十七、十八日，本組的主持人卓遵宏纂修赴金，我陪同他拜會福建省顏主席忠誠、陳縣長水在。在訪問陳水在縣長時，陳縣長親口告訴我們及在座的記者，他表示民眾自衛總隊的檔案在解除戒嚴前，軍方的一道命令下銷毀了。這則消息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覺得非常痛心，但卻讓我覺得有必要加速並普遍進行訪談，以彌補官方檔案缺漏的遺憾，讓半世紀來金門百姓的犧牲和奉獻得以留傳青史，讓後輩子孫得以緬懷前人的事功和辛勞。
回台後，前半年的訪談暫告一個段落，六月至七月我將時間放在訪談紀錄的整理及查證工作。社會學者主張口述訪談應盡量保留各說自話。但我認為歷史學者，在追求真象的前題下，有必要在落筆前事先行查證，有證據顯示口述者可能記憶錯誤者，應立時再訪當事人，確認正確史實，並更正錯誤；二人以上對同一事之人、事、時、地、物之陳述有不同時，應乘當事人在世時，立即查證澄清，避免各說各話，留給後人更大的紛擾；訪談中對於新發現的史實，則儘可能追蹤查證，以經驗法則來看，普遍發生的事情，不可能只有一個人知道，所以會在其他受訪人進行查證。一般來說，預計當年度出版的受訪人，我都曾拜訪過三次以上，目的就是在查證史實，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例一：民國九十年一月二十八日我訪問叔公祖董天補老先生，訪談中董老先生以類似驚爆內幕的告訴筆者：「國軍初到金門的時候，曾經一度準備放棄金門。據傳部隊撤退時，準備把任務隊全數集合帶走，知情的隊員都哭紅了眼眶，記得當天村指導員集合所有的隊員，聲稱是要出操訓練，但是一律不准任何人請假，即使病號也是一樣，我因職務之便，風聞有撤退之作業，那一天我也裝病遞上假條，最初也是沒有被批准，直到下午四、五點左右，區公所指導員接獲上級指示，得知撤退計畫作廢，才同意所有的病號請假，隨後即解除任務隊集合的命令。」在我的刻板印象中，國軍自始至終都抱持著與金門共存亡的決心，尤其就讀金門高中時期，每逢重要節慶，都要在金門高中的大操場上，聆聽司儀宣讀先總統蔣公的訓詞，因此我們深信不疑的相信國軍一直堅守金門，會守護金門的每一寸土地，所以當我聽到董老先生的這種說法，在我內心的確造成極大的震撼。唯一遺憾的是他忘記此一事件發生的正確時間，我只能問他：「事件是在九三砲戰之前還是之後？」，他告訴我說：「是在九三砲戰之前。」
於是我決定再訪董王獅老先生，經我提示，他也證實確有這事，他說：「那時我還在水頭碼頭工作，得知部隊的軍官已將任務隊的符號牌全數做好了。那位參謀官對我很好，有一天他特別吩咐我說：『你先回家問你的家人，如果家人同意，你再到水頭碼頭來，我再把符號發給你。』那時我們村中住一些海濤部隊（某海軍番號），有一位軍官原是司令部的軍官，他在海台碼頭時就跟我熟識，他私下告訴我說：『你如果跟我們一道去，我們會照顧你，你的生活會比較舒服；你如果太晚決定，被後面的部隊捉走，那你的日子會比較辛苦喔！』後來不知是何原因，部隊又決定不撤退了。」但他也忘記了正確的時間，不過依他任職船伕的時間來推測，時間應該在四十年（含）之前。
為了查證這則消息的真偽，我逢人便問，有時被斥為無稽之談，也有人答的似乎有這麼一回事，但陳述的史實有些不夠真確。九十年二月十四日我在后沙村訪問到許明良先生，他斬釘截鐵的告訴我確有這麼一回事，因為此事發生時，適值許老先生母喪期間，所以他印象特別深刻。
他說：「我母親在三十九年農曆五月二十七日過逝，農曆六月上旬尚在服喪期間，依民間習俗出殯下葬日起算七天稱頭七，記得當天部分民防隊員奉令先行到水頭碼頭搬運行旅，我也名列其中，我雖提出請假，但上級竟不允許我請假，我只得商請堂哥許天助頂替我出勤。本村那時有三位隊員聽聞國軍撤守時要帶走任務隊，於是就躲到枯井內凹洞內，但在躲藏過程中被部隊發現，於是命令他們上來，那三位不肯上來，部隊就向井中發槍，嚇得三位只好乖乖爬上來，最後還被帶到師部問話。」
又說：「那時候民防隊先配發部分人去碼頭，本村的任務隊由分隊長許永春（大嶝人）率領，他在出勤前已經收繳每一隊員的身分證。在水頭碼頭，原本所有的公文箱及行李都已經搬運下船。我因聽說國軍有意帶走任務隊的傳言，堂哥許天助也是家中的獨子，生怕傳言成為事實將無法向伯父伯母交待，所以在辦完頭七祭典後，趕緊到水頭碼頭去替換我堂哥回來，不過我趕到水頭碼頭時，上級已決定不撤退了，聽說是接到上級的命令，撤退臨時作罷，行李也都已經搬上岸了。」
訪談完畢後，我並沒有立即整理。六月以後才開始逐篇整理，並查證相關資料，竟然在胡璉《金門憶舊》頁一一二，發現民國三十九年七月間國軍曾有撤退金門的計畫，原文這樣寫著：「原來高峰的決定是『金門務必固守不失』，但參謀作業認為『集中兵力、機動使用』為佳，所以七月中旬我軍曾有放棄金門的計畫，……正當決定撤守時，七月二十三日國防部忽派專員送命令來……仍然準備在金門作戰。」將國曆換算成農（陰）曆時，七月二十三日是農曆六月初九，時間就在許老先生的母喪期間。
八月初我回金門休假，我趁休假時間繼續進行訪談工作，我訪問本村已故的老村長董水東先生時，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他也提及國軍準備撤守的情形，那時古崗的任務隊被集中到珠山村二天，國軍曾準備撤守金門再次被證實。以後我回金門縣政府服務，在做「大二膽戰役參戰官兵訪談」時，蒐集到更多這一事件的相關訪談資料，由此可見，口述歷史訪談可以重新發現歷史的真象。
例二：九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訪完徐榮祥先生後，這篇訪談初稿由陳中禹先生整理完成，五月以後我才依據史事先後略為調整，並加潤飾而成。但成稿之後，我遲遲不敢定案，因為文中徐先生自稱是「第一任的總隊長」，而且文中多處提到「總隊長」的職稱，但我查遍相關資料，並無是項記載。「金門縣志」（八十一年版）頁一二六五：「民國四十二年，恢復縣治後，設立金門民防指揮所，由縣長、副縣長兼任正副指揮官，指揮部下設各民防大隊，由軍事科長與鄉鎮長分任大隊長，指揮部內設四組，均由縣府人員兼任之。」下一段又說：「四十六年十月，民防指揮部改為民防總隊部，由縣長兼任總隊長，設副總隊長一人，負責業務。……」由這二段敘述，四十六年十月之後，由縣長兼任總隊長；四十六年十月之前，由縣長兼任指揮官；軍事科長和鄉鎮長均擔任大隊長。
又依〈金門縣民眾自衛總隊隊史〉沿革三記載：「民國四十二年，恢復縣治後，設立金門民防指揮所，由縣長、副縣長兼任正副指揮官，指揮部下設各鄉鎮民防大隊，由軍事科長與鄉鎮長分任大隊長，指揮部內設四組，均由縣府人員兼任之。」「四十六年十月，民防指揮部改為民防總隊部，由縣長兼任總隊長，設副總隊長一人，負責業務。…」本篇史料陳述與縣志記載完全相同，有可能縣志在編纂時抄錄〈金門縣民眾自衛總隊隊史〉而成。
但我仍不死心，努力翻閱金門地區的相關法規，希望從法規中找到線索，結果在〈金馬地區各縣民防總隊編組法〉中，找到不同的說法，該法第六條規定，總隊置總隊長一，由各該縣長兼任，綜理總長一切業務……。第七條規定，總隊置副總隊長一，已置副縣長之縣由副縣長兼任，未置副縣長之縣由各該縣軍事科（第三科）長兼任，襄助總隊長處理全般民防工作。我心想是否徐先生自我吹噓，將「副總隊長」說成「總隊長」。
初稿完成後，我又約徐榮祥先生見面，我當面詢問當時職稱是否真的是「總隊長」，他很肯定的回答：「是」，所以我只好繼續進行查證工作。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國防部史政局的檔案中，找到一份當年金防部呈報給國防部的〈金門縣民防總隊人員簡歷名冊〉，冊中載明總隊長為徐榮祥，年齡三十一歲。這項資料與口述資料吻合，我心中才放下大石頭，否則我還不敢出版。因為大家的印象中，不論是民防總隊的總隊長或是民防指揮部的指揮官都是縣長來兼任。且金門現存史料只載明徐榮祥先生曾擔任軍事科科長，並未載有擔任民防總隊總隊長，若未加查證而出版，則必成眾矢之地，成為眾人攻訐的對象，本訪談錄亦將減損其價值。
其次，根據徐先生自述出任軍事科長的經過說：「民國四十三年的九三砲戰期間，蔣經國先生冒著砲火來到金門視察，在金門防衛司令部的一次會議上指示司令官劉玉章、政治部主任殷殿甲說：『金門現在已經進入戰爭的狀態，而且根據敵情研判，對岸中共對金門正是虎視眈眈，這時候很需要一個受過軍事養成教育，而且是從事過情報、保防工作的年輕幹部到縣政府擔任軍事科長。』上級根據這些條件，就選上了我，因為我是情報系統出身，而且還受過軍事教育，當時是比照陸軍官校廿二期畢業，於是把我調到縣政府擔任軍事科長。」但縣志載任軍事科長係四十二年十一月（八十一年修之金門縣志，頁1366），口述資料與現存資料有別。一般觀念，口述資料可能因時間過於久遠，記憶模糊而出現錯誤；但若逕行刪除，勢必引起當事人的不滿，何況這一段記載著他出任軍事科長是出自蔣經國先生的口喻，對當事人來說，是人生經歷的重要轉折。所以我在前往簽訂同意出版的委託書前，我特別打了一通電話，再一次確認，我說：「總隊長，你手上有沒有當年的人事派令。」他說：「沒有」。但他特別強調的的確確是在「九三砲戰」之後才開始擔任軍事科科長的。我趕緊翻閱更早的「金門縣志」（五十七年出版），結果發現內載徐榮祥先生擔任軍事科長的時間是四十三年十一月，原來是新志校對不精造成的錯誤，至此我才放心的前往徐先生的辦公室簽訂出版委託書。
當然，對於無法查核的口述資料只有暫時承認其真實，但若有不同說法時，應進行查證。例如徐先生說；「民防組訓最早只限於男性，女性並沒有被納入編組。但我認為婦女很重要，而且婦女人口不少，所以我就在那時候開始組織婦女隊。」從整段的意思來看，婦女隊的編組始自其手，但這種說法顯然與他人的說法有所不同。一般的說法，都認為自三十八年底已經納編。所以我直覺徐先生的記憶可能有錯誤，但無法知道錯誤出自何處。一直到八月上旬及下旬，我二次到「金門日報」社查閱〈正氣中華報〉，發現在徐先生擔任軍事科長期間，先後招訓了數批婦女幹部，於是我大膽假設，徐先生是誤將「招訓婦女幹部」記成「婦女隊的編組」。於是我在九月十三日攜帶剪報資料再次拜訪徐先生，徐先生也坦誠是記憶有誤，同意我在文字上略做修正。訪問徐先生和幾次查證經過，讓一段沉沒的歷史事實重見天日，是我年度訪談中自認為最有價值的事情。
例三：九十年七月，我整理許明鴻先生的錄音稿時，許先生說：「記得民國六十五年蔣經國先生初任總統，來金門視察，恰巧遇防區實兵大演習，司令官夏超同經國先生要到古崗湖，但當晚已經是宵禁時間，民防隊負責交通阻絕，車隊在路口當場被攔下，司令官的待從搖下車窗，告訴守路口的民防隊員說：『後面的座車是蔣總統經國先生』，民防隊員回說：『總統！總統我不認識。現在已經進入演習階段，總統跟一般人一樣，除非有通行證，否則不准通過。』民防部隊已經做到執行命令、嚴格貫徹命令，所以蔣總統經國先生那次對古崗的百姓印象非常深刻，對金門的民防部隊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但我查閱資料民國六十五年的總統是嚴家淦先生，當時蔣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院長。我直覺許先生記憶有誤，有可能是誤將嚴家淦先生記成蔣經國先生，另一可能是將時間記錯了。八月的訪談中，無意中遇到已故中央通訊社金門特派員倪國炎先生，談起此事，倪生先以他自己的經驗告訴我說，嚴家淦總統訪金，金門地方官員大都安排參訪教育和民生類的行程，蔣經國先生訪金才會安排一些與軍事有關的視察，獲得這一有用的訊息，我心中已有一個譜，但我仍再用電話向許先生查證，許先生肯定說：「是蔣經國先生」，於是我將蔣經國先生的職稱做了更正。
八月底，我再度拜訪許先生，除簽訂出版委託書外，並請教民防幹部在榜林訓練的時間，因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管理處編印《金門島上民防隊事蹟及國共戰役調查研究》頁七十五記載是民國七十五年，而許先生口述是七十三年，正確的時間是何年？據許先生表示：民防幹部改在榜林村訓練是在他負責訓練業務時辦理的，而且在榜林村國礎國小辦了好幾年後，才移往莒光山莊訓練；如是七十五年才改在榜林村，七十六年馬上移往莒光山莊訓練，在榜林村的時間只有一年，這與他的記憶不符，何況七十五年他已調任役勤組工作。經過查證及資料比對後，我決定仍維持原口述資料時間。
例四：與受訪人簽訂同意出版之委託書後，準備簽請出版前，我重新將訪談資料重新審閱一次，發現叔公祖董天補老先生與族兄董王獅老先生對於八二三砲戰期間，古城中隊參加搶灘所描述的經過略有出入。叔公祖董天補先生說：「出勤當天，村公所已經通知出勤隊員提前吃晚飯，傍晚時分已經在村公所集合完畢，由指導員申志剛率隊，用軍車載往碼頭。……」族兄董王獅先生則說：「記得那天有霧，隊員清晨先在村中集合，由村長及村指導員帶隊，然後再用軍車載運到料羅。……我們搬上軍車後，並隨車運送到倉庫，搬入倉庫，車子再載我們回到碼頭，我們整個中隊集合後，就整隊步行回村。」一位指稱出勤的時間是清晨，一位則稱是傍晚；一位稱回程是用步行，一位則未提到。
為避免留給後人更大的紛擾，我決定應乘當事人都還在世時加以查證澄清，於是我在九十年九月二日增訪了已故的族伯董光心老先生，獲得的答案為那次任務是清晨出勤，回程也是軍車載回村莊。董天補、董王獅、董光心等三位老先生均年過八十以上，為避免記憶上有誤，於是九月下旬我再向二位稍為年輕的隊員（約六十餘歲）查詢，這兩位隊員均曾參與那次任務，他們均同意董光心的看法，於是我再訪董天補和董王獅二位先生，徵得他們的同意，在陳述上略做修正。
例五：指導員和副村長是民防組訓的靈魂人物，在訪談中，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問題：「村指導員是在何時改為副村長的？」這個稱呼關係著歷史事實陳述的真確與否，何時應稱呼「村指導員」？何時又當稱呼「副村長」？是在八二三砲戰之前？還是之後？說法一直眾說紛紜。因為訪談中有人稱為指導員，有人稱為副村長，但問及何時更改的，則沒有一人能給予肯定的答案。另外一個問題是八二三砲戰的搶灘岸勤時間問題，因在在訪問中，榜林中隊和古城中隊都說八二三砲戰的搶灘任務，時間是農曆八月十五日，但古城中隊同時說那次任務是在榜林中隊出勤的次日。同樣自稱在榜林中隊次日出勤的還有后沙村的民防隊。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所以相關的稿件一直無法定案，一直到八月底時我從許加壯先生徵集到一分獎懲令，這些疑團才全部廓清。這份獎懲令記述榜林中隊出勤的時間是國曆九月二十七日，古城中隊是九月二十八日，經換算成農曆後，榜林中隊出勤的時間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古城中隊則是農曆八月十六日。這份獎懲令詳載受獎事由是八二三砲戰期間搶灘任務，受獎幹部共有十一員，其中獨漏后沙村的村里民防幹部，當時每一行政村輪值一日，所以肯定后沙村出勤的時間不是在榜林中隊的次日。
以上是在訪談和查證的經過，此時陳述似乎有些簡單，但資料之徵集，查證經過之繁複、曲折，則不足為外人道。紀錄稿在七月底陸續定稿後，已先後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出版，但仍有二位戒嚴心態仍在，臨時決定不出版了。在簽訂同意出版之委託書時，我仍繼續我的訪談工作，我期望走遍金門的大大小小村落，希望透過普查式的訪談，來呈現近半個世紀以來，生活在金門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他們付出了青春和血汗，捍衛著自由民主的大門，確保台澎的經濟繁榮和發展。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而已，全國的同胞有必要共同來關心這群一生為國家奉獻的無名英雄。
在此我要感謝所有受訪的鄉親，因為你們的受訪和提供的資料、照片，讓這一段有意義的史實得以保存下來。最後我要向所有提供資料及協助進行訪談的鄉親長輩、同學及朋友致謝，因為你們的協助，使得訪談能夠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