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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古寧頭戰役二三事─紀念戰役七十週年

發布日期:
作者: 金門縣戰略發展協會/鄭瑞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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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國(以下同)三十八年,國家處境岌岌可危之際,十月二十五日,金門地區發生古寧頭戰役。次(二十六)日,蔣經國先生前往慰勞官兵,並在其日記寫到:「金門登陸匪軍之殲滅,為年來之第一次大勝利,此真轉敗為勝,反攻復國之『轉捩點』也。」(錄自《風雨中的寧靜》)由此可知,當時部隊打勝仗之後,軍民的士氣為之振奮,整個國家的情勢也立即轉危為安,所以古寧頭大捷具有扭轉乾坤之時代意義。
今(一○八)年適逢古寧頭戰役七十週年,金門地區援例辦理各項紀念活動,以緬懷當年的參戰將士,並表彰渠等對國家的貢獻。最近,看到《金門日報》陸續報導紀念戰役七十週年的相關事項,表示各界很重視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日子。
戰後,因參戰官兵的認知與見解不同,對某些問題有所討論。例如:戰役指揮權問題,也就是「古寧頭戰役是誰指揮的」,至今在報刊或論文中,仍舊出現不同的看法。筆者試著就所知,針對一些議題,發表個人淺見,提供鄉親作為參考。希望藉多面向的思考,讓戰史的論述能夠合乎史實。為了慎重起見,以及讓讀者便於查考,所引用的文獻或資料,簡要註明其出處,務使事事有據。如果出處相同,第一次註記,餘則省略。
戰前三大主力進駐金門
在大陸淪陷的前後,國軍有三大主力進駐金門。包括:福州綏靖公署(以下簡稱福州綏署)、第二十二兵團與第十二兵團等部隊。其進駐金門的時間,依單位分述如後:
一、福州綏署
三十七年八月五日,陸軍副總司令湯恩伯調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總統府公報第六七號)。三十八年元月,徐蚌會戰失利後,國軍精銳大部喪失,依據林桶法教授在《一九四九大撤退》的說法,國軍約損失一百五十萬人。當國事蜩螗之際,在蔣總統下野當(元月二十一)日,湯恩伯上將奉命改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總統府公報第二一○號),負保衛並穩定中樞地區之責。
國共三大戰役結束之後,林桶法提及當時的敵我態勢:「一九四九(民三十八)年四月,共軍渡江之前,國軍二百萬人,共軍為三百五十七萬人,共軍人數已超過國軍。」四月二十二日,共軍渡江南下,在我兵力劣勢的狀況下,南京(四月二十三日)、上海(五月二十七日)相繼撤守。於是湯恩伯總司令率所屬,由淞滬轉進舟山群島。
到舟山之後,上級賦予湯恩伯總司令任務,國防部史政局所寫〈湯恩伯將軍傳〉,記載:「遵照中央指示,由淞滬轉進舟山金廈,建立外島據點,鞏固臺灣基地。」方治在〈敬悼湯恩伯將軍〉,也提及:「淞滬撤守之後,隨以兵力及工事材料等建立舟山及金廈外圍陣線。」
為了達成上級所授予的任務,必須前往金廈兩島,瞭解防務現況,俾利規劃防禦工事。當時駐守金門的部隊是空軍傘兵第一團第二營(欠),其司令部位於廈門。司令張緒滋將軍在《傘兵與我》,提到:「(三十八年)六月份這一個月,多次跟隨湯總司令恩伯到大、小金門視察防務。」又在《戰亂餘生-傘兵司令張緒滋回憶錄》,提及:「六月二十二日,冒大風浪,隨湯總司令恩伯到金門視察。」湯恩伯總司令奉令「建立金廈外島據點」之事,查《金門縣志》的大事志與兵事志內,均無相關紀錄,惟張緒滋司令在其回憶錄的〈卷頭語〉說:「寫回憶錄的動機,是因為我存有六十本日記。」表示其所言均有所本。
湯總部警衛團中校營長鄭遠釗的〈金門保衛戰實錄〉,提到:「湯恩伯將軍奉命後,於七月二日率領湯總部警衛團及必要幕僚人員至廈門。」然後八月十六日,湯恩伯將軍奉示至閩北代理福州綏署主任(按:當時李宗仁代總統未核准此一人事案,僅能代理,另節專述),統籌福建軍政事宜。八月十七日,福州失守,福州綏署南移至廈門,負金廈防務之責。十月十七日,當廈門陷落之後,湯恩伯代主任率部進駐金門,其總部位於金城水頭。《金門縣志》(九十六年續修)記曰:「十月十七日,廈門淪陷,國軍主力集結金門,湯恩伯率部駐金。」
綜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保衛戰敗衄之後,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率所屬,由淞滬撤退到舟山群島,爾後奉令「建立金廈外島據點」,並於七月二日移駐廈門。八月十六日,湯恩伯將軍奉示至閩北接管福州綏署,八月十七日,福州撤退,福州綏署南移至廈門。十月十七日,廈門陷落,福州綏署進駐金門,成為地區的最高單位。
二、第二十二兵團
三十八年六月,李良榮中將由福州綏署副主任調升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轄第五、九、一二一軍。八月十七日,福州淪陷,福州綏署撤退至廈門後,整個金廈地區的兵力重新部署。為確保金門地區之安全,福州綏署代主任湯恩伯,命令李良榮將軍率部移防金門。
二十二兵團移防金門之前,兵力實施調整,依《戡亂戰史》(第十四冊)的〈插表八-福州綏署轉移廈門後之指揮系統表〉(註記時間: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三十日)所列:「第二十二兵團下轄第五軍(第一六六師、第二○○師)、第二十五軍(第四十師、第四十五師、第三五○師)。」這兩個軍如何編成,該表附記三有進一步的說明:「第一二一、第五軍,是於八月初併編為第五軍,轄第二○○、第三二五、第三五○師,八月下旬移防金門,改番號為第二十五軍,撤銷第三二五師(因該師副師長陳言廉投匪),嗣又以空軍警衛部隊,成立第四十、第四十五師,再撥出第二○○師,使與第九軍之第一六六師,重新編成第五軍。」
從上述得知,臨危受命前來戍衛金門的二十二兵團,其所轄第五軍與第二十五軍,都是新編的單位。
《金門縣志》記述:「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三日,國軍二十二兵團駐防金門。」有關其所轄的部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所編《金門保衛戰》,記載:「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親率第二十五軍(轄第四十、第四十五師),配屬第二○一師(欠第六○三團)及戰車第三團第一營(欠第二連),擔任金門防務;九月中旬,第五軍(轄第二○○師,欠第一六六師)(先)守備廈門,(然後)進駐烈嶼,歸還第二十二兵團建制,其第一六六師,迄至十月十七日廈門戰後,僅以殘部退金門歸建(第五軍),然已無戰力可言。」
新編的二十五軍軍部何時移駐金門,軍所屬四十師副師長陳維金在〈金門保衛戰省思與檢討〉,提到:「(三十八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五軍由南安、同安移防金門,為金門防區主力部隊。」可見,二十五軍比其上級單位二十二兵團,先到金門部署。
軍所轄四十師到金時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談四十五師師長勞聲寰時,他說:「范麟(按:四十師師長)的部隊於八月中始開赴金門。」至於四十五師何時到達,師長勞聲寰將軍的《陸空兩棲軍事生涯》,敘說:「本師編成後,先是負責廈門及鼓浪嶼的防務,九月初全師移駐金門本島。」金門人俗稱「空衛」部隊。另外,配屬兵團的第二○一師(欠第六○三團),以及戰車第三團第一營(欠第二連),則於九月間由臺灣調防金門。
三、第十二兵團
原駐防廣東潮汕地區的第十二兵團,於三十八年十月份,奉命將大部兵力增援金門,兵團依令分三梯次移駐金門。概述如下:
第一梯次:第十八軍
第十八軍於十月七、八日從汕頭啟碇,十月九日到達金門海域,十月十日凌晨三時登島。這一梯次的指揮官是軍長高魁元將軍,他在〈金門保衛戰之回顧-明恥教戰的驗證〉,自記:「十月十日左右,我奉命率十八軍由汕頭船運金門,隸湯恩伯、李良榮兩將軍麾下,擔任金門島東守備區任務。」
第二梯次:兵團司令部
第十二兵團司令部及第十九軍一個團,十月十日十六時離開汕頭,原奉命增援舟山,然在海上航行中,忽奉電令改航金門增援。十月十一日傍晚到達金門水域,十月十四日登陸完畢。這一梯次的指揮官是兵團參謀長楊維翰將軍,他在〈我對古寧頭戰役的觀感〉,自述:「率兵團部及十九軍之一個團,十月十四日到達金門。」
第三梯次:第十九軍
第十九軍原奉命增援舟山群島,十月十九日,在汕頭接到命令改增援金門。受命後,開始集結部隊,並於十月二十二日登船直航金門,十月二十三日所屬部隊陸續登陸金門。這一梯次的指揮官是軍長劉雲瀚將軍,他在〈追述金門之戰-古寧頭大捷三十週年紀念作〉,述及:「十月十九日,我第十九軍奉命續由潮汕轉移金門準備接防,二十二日夜船團到達金門料羅灣,適海面風急浪高,登陸設備不夠,無法即時卸船,延至二十三日入夜,第十九軍軍部及直屬部隊與第十三師始行登陸,……其餘部隊則陸續於二十五日下午始登陸完畢。」
綜上,這三大單位進駐金門的次序,最早是第二十二兵團及其所屬部隊,分於八、九月份移防金門。接著,第十二兵團的第十八軍於十月十日;兵團部於十月十四日;福州綏署於十月十七日到達金門。最後是十二兵團的第十九軍於十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登陸金門。
《金門保衛戰》的〈表四-七金門保衛戰敵我參戰兵力比較表〉,記載:「國軍單位雖多,皆自大陸輾轉至金,兵力均不足額,第十八、十九兩軍共約一萬人稍多,第二○一師(欠一團)約五千餘人,第五軍之第二○○師僅一千九百餘人,第一六六師於廈門戰損,僅殘部一千一百餘人,第二十五軍之第四十五師約四千五百餘人,第四十師主力於大嶝戰損,以上國軍總兵力約二萬人。」這兩萬人也就是當時三大主力駐防金門的兵力總數。
羅卓英上將與古寧頭戰役
羅卓英上將字尤青,別號慈威,廣東大埔人,與陳誠上將都是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砲科畢業。投身軍旅四十載,勳業彪炳,對日抗戰期間,三十年春的上高會戰,羅卓英將軍時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因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三十一年三月,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入緬作戰,深受英軍肯定,揚國威於異域。三十三年初,調青年軍編練總監,負責編練事宜。三十七年八月五日,派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總統府公報第六七號),佐助勘亂。三十八年八月,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東南公署)副長官,正式派令十一月七日發布(總統府公報第二四二號),協助陳誠長官處理軍政要務。三十九年春,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以上是其重要的經歷。
二十二兵團駐防金門時,據胡璉所著《泛述古寧頭之戰》的記載,其兵力現況為:「二十二兵團所轄二軍六師,實力則為萬人稍多。」以一萬多人的兵力防守金門略顯不足,《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乙書內,提及陳誠將軍就任東南公署長官後,發現「臺灣本島及金門地區防守力量均甚空虛,一旦敵軍來犯,不獨沿海各省島嶼難以確保,即臺灣本島亦將受到威脅。」李冠儒在《土木砥柱:國軍第十八軍戰史(一九三○-一九五六)》也記述:「九月十二日,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來到金門視察,他認為這樣的兵力不足以抵抗共軍攻擊,想盡辦法調了十八軍前來增援。」
陳誠長官深感第二十二兵團的兵力不足,因此特派其副長官羅卓英上將前往汕頭,協調第十二兵團派遣兵力增援金門。有關羅卓英將軍調派兵力乙事,相關的文獻記載如下:
一、羅偉郎等所著〈羅公卓英上將事略〉,略云:「先君(三十八年)九月飛汕頭與第十二兵團司令胡璉磋商,抽調第十八、十九兩軍增援金門。」
二、羅鏑樓編撰的《羅卓英先生年譜》,其中〈卓英先生二三事〉,提到:「同(三十八)年九月先生偕陳誠飛廈門視察,隨即轉飛汕頭(陳誠未同行),與胡璉商調第十八、十九軍,直接開赴金門。廈門軍情緊急,先生乃急調胡璉兵團搶救金門。」
三、羅卓英將軍擅長詩文,有寫日記的習慣,《羅卓英先生年譜》蒐整將軍一生的日記。其日記記載:「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星期日),隨陳長官飛廈門視察防務。午後在廈專機飛汕頭,與方天、胡璉等晤商軍務。九月十二日(星期一),十時在汕乘原專機飛返臺北。」
四、胡璉將軍憶及:「九月底(按:實為九月十一、十二日),羅卓英將軍啣陳辭公之命,來調軍隊。金門守將李良榮將軍,力不從心,危在旦夕。璉乃陳辭公之舊部,羅將軍亦係璉之昔日長官,璉又受有領袖蔣公面示『保衛臺灣』之使命。於情於理,均不敢卻。然在法令上,第十二兵團尚屬薛伯陵(岳)將軍統轄,未加入臺灣之戰鬥序列,而況薛將軍此時正擬以第十二兵團準備他移(按:最初薛岳將軍明令兵團迅即移穗,保衛廣州)。幾經籌思,終以『十二兵團在國防部之補給名單上,僅兩個軍,今我實有三個軍,以其中之一,調防金門,似無問題』為定論。羅將軍又問將調何軍?予對曰:『當然十八軍!』羅大喜。回臺不久,船到汕頭,時正十月初旬,高魁元將軍率其十八軍迅赴金門。」
五、王禹廷的《胡璉評傳》,記述:「辭修先生因為事機迫切,一面連電中樞軍事當局,請將十二兵團撥歸其指揮;一面派羅卓英副長官,兩度(按:依羅卓英將軍的日記,僅有一次,即九月十一、十二日)前往汕頭,憑藉其與胡將軍往昔的深厚關係,逕行商調。正進行間,適先總統蔣公移節廣州,親自指導防衛作戰機宜。辭修先生即派李樹正將軍,持其親筆函呈,飛往廣州晉謁蔣公,面陳臺海之戰的重要性,不亞於保衛廣州,且或過之。而所屬兵力過於薄弱,不足以當此艱鉅任務,請將十二兵團全部或抽調一部,迅速開往增援。蔣公洞察實情,立即核准將十八軍抽調應急。」
羅卓英將軍在日記所言「晤商軍務」,就是胡璉將軍所講的「來調軍隊」。上述的協調過程,胡璉將軍的說法是:「陳誠將軍派羅卓英副長官前來協調時,他直接告知十八軍調防金門。」而王禹廷認為:「陳誠長官派專人面呈信函,蔣公核准十八軍增援金門。」雖然講法略有不同,但可確認第十二兵團所屬部隊不是一次全部移防金門,而是先派第十八軍,至於其餘部隊是否前往金門,當時尚未定案。
前述,第十二兵團區分三梯次增防金門,然胡璉司令官並未率隊前往,而是「逕去臺灣,面請指示」。這一件事就是胡璉將軍所說:「璉於奉命移防舟山之時,由汕頭入臺,接受訓示並明瞭狀況。」胡璉將軍未說何時由汕頭前往臺灣,據大陸蕭鴻鳴等所撰寫的《金門戰役紀事本末》,其到臺時間:「是(十月十六)日胡璉本人由汕頭飛赴臺北。」也就是廈門淪陷的前一天抵達臺北。
胡璉將軍在臺北,自述:「十月十八日(按:胡璉將軍晉謁副長官林蔚文時,適林將軍正與即將淪陷的廈門電信局局長通電話,所以十月十七日較為合理),予在台北,晨間晉謁(東南公署)副長官林蔚文將軍於其辦公室,……不二日(按:十月十九日)陳辭公(誠)面示:軍事及人事部署已有變更,命璉以兵團司令官及福建省主席名義率領所部十八、十九兩軍,接任金門防務,湯恩伯及李良榮兩將軍調回台灣。正在海峽中行進之第二船團,已令駛赴金門。並派東南公署副長官羅卓英將軍同去防地,布達命令,監督交接。」有關羅卓英將軍前往金門的任務,據筆者所蒐整資料,有不同之說法:
一、指示說
蔡勁軍在〈雲天悵望永景慈公〉,憶及:「民三十八年,大陸撤退,隨政府來臺出任東南軍政副長官,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匪大舉進犯金門,時甫登岸接防的國軍第十二兵團所屬之第十八、第十九兩軍原是先生的基本舊部,共匪以該軍立足未穩,企圖予以殲滅,彼時先生適密抵金門,對原守將湯恩伯、李良榮指示交接,對胡(璉)兵團面示防守及作戰機宜,而躬逢其會。結果盡殲進犯匪軍,造成金門古寧頭大捷。」
二、指揮說
薛岳將軍所著〈慈威百年誕辰追思〉,記述:「金門古寧頭迎擊來犯共軍,獲取殲滅之大勝,兄實身膺部署,作陣前白衣之指揮也。」古稱無官職的人為「白衣」,引喻羅卓英將軍是東南公署副長官,僅負督導之責。另外,何祖紹的〈儒將慈威羅卓英將軍〉,提及:「民國三十七年國府遷臺,將軍初在屏東鄉居,後被任為東南軍政副長官,但臺北未有官舍,暫寄居我家。後金門情勢緊張,胡璉兵團運到金門時,共軍已舉兵來犯。金門原由湯恩伯將軍駐守,因無力抗禦,將軍奉令前往指揮,胡伯玉司令來到舍間,邀請將軍同往金門,余曾送行,並預祝勝利。當時將軍氣色凝重,但意志堅決,誓力保衛金門,果然戰績輝煌,不久勝利歸來。」
三、慰問說
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陳誠長官函請湯恩伯將軍監督交接金門防務。與湯函云:「前線辛勞,深為感念。數月來以孤臣孽子之心,作孤軍苦撐之戰,尤為世人所共見共佩也。良榮兄奉調革命實踐研究院服務,關於金門防務,改由胡司令官璉接替負責,請兄監督交接,嚴切指示。務使部署妥定後,再行返臺,共負艱鉅。特請尤青兄前來慰問,並面詳一切。」就函件內容來言,陳誠長官告知湯恩伯總司令,由其負責監督胡璉將軍與李良榮將軍的防務交接,至於羅卓英將軍的任務只是前往慰問。
四、視察說
羅偉郎等所寫〈羅公卓英上將事略〉,記述:「十月二十五日匪軍登陸金門,次日先君適偕胡璉抵金,乃以在野之身視察前線,全軍聞老軍長至,士氣大振。先君與胡璉策定作戰方案,殲匪於古寧頭。」再者,《金門保衛戰》記載:「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終於於二十六日晨,偕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羅卓英到達戰場視察勉勵,我軍遂愈戰愈勇。」
五、布達說
《金門保衛戰》的〈表二-五金門保衛戰國軍指揮系統〉,其附記欄內,說明:「東南軍政副長官羅卓英將軍率第十二兵團胡(璉)司令官,於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到達金門戰場,布達命令,即由胡司令官接替指揮權,指揮金門後期作戰。」至於羅卓英將軍在何地實施布達命令,並無相關的紀錄。布達交接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合理推斷,參加的幹部應會記錄當時典禮或儀式當中的事項,但翻閱參戰官兵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並無相關的紀錄。因此,尚須再蒐集這一方面資料加以補正。
查閱羅卓英將軍赴金門期間的日記,記載:「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偕胡伯玉司令官由基隆乘裕中輪赴金門,下午四時開行。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輪抵金門島南之料羅灣,因風浪大不能上岸,仍在裕中船過夜。金門島西方有砲聲頗多。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晨八時,輪向金門港開進。十時上岸,至湯總部晤恩伯兄,始悉匪軍於二十四夜由大嶝島乘船犯我金門島之西北角。發出激戰,至昨夜殲匪甚眾,造成大捷。午飯後即偕胡司令官赴前線觀戰,夜宿湯總部。」再閱十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的日記,其內容亦均未記載辦理布達命令、監督交接事項,也就是羅卓英將軍於十月三十日離開金門之前,其日記均沒有記錄布達此事。
綜合上述,羅卓英將軍前往金門的任務,說法不同,是奉命負「布達命令、監督交接」任務,或是陳誠長官所言請湯恩伯上將監督交接,羅卓英將軍只是慰問官兵,或者是前往指揮、視察等,猶待再蒐整史料加以印證,或者將來發現新的佐證資料時,再進一步探討。
湯恩伯上將代理福州綏署主任
前所述,八月十六日,湯恩伯將軍奉示至閩北代理福州綏署主任,此究竟是指何事,應加以說明。
三十八年八月,共軍進攻福州後,情勢陷入危境,原福州綏署主任朱紹良將閩省軍政大權,統交湯恩伯將軍接管,然後離開福州。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周自強將軍的〈金廈戰役追憶〉,憶述此事的詳情:「八月中旬,共匪迫近福州,情勢緊急,蔣公命湯故上將於十四日飛往福州,與綏署朱主任(紹良)就當前狀況具申意見。是夜擬定兩案,甲為堅守福州與匪決戰;乙為轉移金廈。十五日晨飛返臺北報告後,奉示採用乙案,由陳(誠)長官以代電轉達福州綏署,蔣公另親函朱主任:『西南方面有事借重,請將福州綏署任務交湯恩伯同志照料,即來臺北。』十五日午後,空軍總部派運輸機六架隨湯故上將再往福州,於機場晤朱主任面交蔣公親函,黃昏時同機飛往廈門。十六日朱主任飛臺北,由(福州綏署)參謀長范誦堯中將留廈移交綏署任務。」
再者,福建省委兼政務委員會祕書長方治在其回憶錄《我生之旅》,寫到:「福建省主席朱紹良被匪圍困,告急求援,總統蔣公當即以總裁身份,命令湯(恩伯)將軍兼程赴廈門,……並命湯將軍任閩省政府主席(按:實際是代理)。余亦奉命襄助湯將軍從事戰地政務工作,時間在三十八年九月。」由上述獲知,方治也認為湯恩伯將軍接任福建省主席一事,是蔣總裁指示的。
朱紹良將軍就任省主席七個月左右,在戰況危急時,突被調離現職,代總統李宗仁認為是遭到「撤職」,《李宗仁回憶錄》記下:「(三十八年)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突被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職』,……原來在我巡視臺灣之後不久,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機場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撤職,遺缺由湯接替。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臺灣。」
朱紹良將軍離職時,除了周自強將軍所說由福州綏署參謀長范誦堯中將辦理移交外,《朱紹良先生年譜》也記載:「八月十六日,湯恩伯氏奉命來福州,接長軍政事宜,先生遵諭移交。十六日先生由福州飛廈門,福州於十七日撤守,十八日先生黯然離廈飛臺。」惟朱紹良將軍的調職人令,經查第二四一號《總統府公報》,正式發布時間是其離開福州一個半月之後的十月四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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