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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前村名及聚落興衰蠡測

發布日期:
作者: 董群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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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前村的前身叫「南鄶村」。「南鄶村」的村名起於何時,因無古籍可查,實難詳考。不過根據辭海的解釋,「鄶」是古國的名稱,是夏禹之後的封國,春秋時滅於莒,故城在今山東省嶧縣東。辭源則無「鄶」字,但有「鄫」字,讀音ㄘㄥˊ,辭源對「鄫」字的解釋:「古國名,按亦作鄶,夏少康之後封於此,春秋時滅於莒,故城在山東省嶧縣東。」由此可見,「鄶」與「鄫」是相通字。
左傳僖十四年:「季姬友鄶子遇于防。」榖梁傳則將「鄶」作「繒」,查閱辭海,辭海對「繒」的解釋:「古國名……夏少康之後封於此,春秋時滅於莒……故城在今山東省嶧縣東。」由此可見,「鄶」、「鄫」、「繒」三字是相通字。庵前耆老曾某云:「庵前是曾氏開基的,『南鄶村』的『鄶』去掉耳(邑)部就是『曾』。」乍聽之下,頗不以為然,但若是「鄫」去掉耳(邑)部就是「曾」。再查形音義綜合大字典,「鄫」亦可作姓氏的解釋:「姓,夏少康之子曲列封於鄫,後有繒氏、鄶氏、曾氏。」則繒氏、鄶氏即是曾氏,而曾某所云「庵前是曾氏開基的」的可能性就大為提高。
但檢視陳淵所率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氏來浯洲,其中並無「曾」氏,更早之前的五胡亂華時期,避居浯島的六姓(蘇、陳、吳、蔡、呂、顏等),亦無「曾」氏。由此推斷,假若陳淵在浯洲牧馬,豐蓮山前就有聚落出現,則該村落當然不可能是曾氏開基的,只是那時候的村名已不可考。筆者認為「南鄶村」村名若真如曾先生所說,係是因為曾氏族人聚集而得名,則「南鄶村」村名字的出現最早當在南宋時期。
縣志載:「夏少康封少子曲侯鄫,其後去邑為曾氏……唐代即有曾氏入閩,至宋氏泉州曾公亮一門顯盛,為泉南望族。其四世孫名從龍,(南宋寧宗)慶元間狀元,官名知樞密院。從龍貴後,發眾來浯開山海之利,開有曾府埭,以其族居泉州頭山,其名曰龍頭別業,後世稱為古龍頭(今之古寧頭)。其後裔曾居於此,今已無考。」筆者認為原居住在古寧頭的曾氏族人,後來可能因為某種原因而遷居於牧馬侯祠前之村落,因為曾氏族的大量聚集,成為該聚落最主要的姓氏,或說是占絕對優勢的姓氏,遂用曾的古字│「鄶」來命名,因位在豐蓮山之南,故命名為「南鄶村」,意思是豐蓮山之南的曾姓村莊,或豐蓮山之南的曾家社,或簡稱「曾家社」。
讀者或許會以為筆者的推論太過大膽,因為縣志又載:「庵前之曾氏,係清順治間有曾允恭者由泉州龍頭山遷來,即曾從龍之族也。」庵前耆老曾某檢視自家的神主牌,庵前曾氏的開基祖確實是曾允恭,似乎間接證實縣志所云,庵前之曾氏係在清順治年間才遷入。事實不然,根據《賢聚盧氏族譜》載盧氏第三世祖汝吉公,大約明初時代的人,死後就葬在「曾家社」後,即今「特約茶室」的西側一帶。顯然明朝初年今庵前這一地帶就叫「曾家社」,應是曾氏族人聚居的地點,這與我的推測大致相符。
但「南鄶村」何時改稱為庵前?依現存古籍記載應該是在明季,洪受的《滄海紀遺》云:「牧馬王廟在十九都,俗名祖廟,今庵前是也。」洪受是明中葉以後的人。所以至遲在明季,庵前的村名字就已出現,因其聚落的位置也在牧馬侯祠之前,而恩主公的神跡又為島民深信不疑,島民為了方便稱呼這座村落,就直接叫「庵前村」;當然「庵前村」的村名也有可能和「曾家社」的名字同時並存。
至於「曾家社」的名稱何時消失,已經無從查考,但絕對與人口結構變化有關。其一,唐宋以來「南鄶村」原位於河岸的聚落,水上交通便捷,航運發達,自然吸引大量人口陸續移入,當外姓的人口快速增加,曾氏的人口優勢不存在,多數人的稱呼自然取代「曾家社」的稱呼。
還有一個可能,曾氏族人或許從事航海貿易或漁業的人口很多,在早期氣象不發達的年代,並沒有相關的氣象資料可供參考,最多只能憑藉經驗,如果運氣不好,出海之後遇到颱風巨浪,生命財產不保,就如盧若騰《哀漁父》詩所云:「哀哉漁父性命輕,扁舟似葉泛滄瀛。釣絲垂下收未盡,颱風乍起浪縱橫。日落天昏迷南北,沖濤觸石飽鯢鯨。是時正值歲除夜,家家聚首酣酒炙。惟有漁父去不歸,妻子終宵憂且訝。元旦江頭問歸舟,方知覆溺葬東流。二十餘舟百餘命,妻靠誰養子誰收……那料海若漸不仁,一年幾度風波惡。風波之惡可奈何,島上漁父已無多。」洪受的《滄海紀遺》亦說:「其生計所賴,專在於漁,常窮日夜之力,而直抵汪洋之區,幸遇風恬浪靜,潮生而往,潮退而歸,得魚易粟,家人妻子衣食有望,嘻嘻然樂……萬一颶風驟發,怒濤洶湧,則群舟飛揚,竟同飄葉,性命覆沒在指顧間,而莫知所之矣……」若果真運氣太差,碰上幾次的颱風之禍,致曾氏人口銳減,他姓的人口優勢起而代之,「曾家社」的村名因此逐漸消失。
但縣志所載:「庵前之曾氏,係清順治間有曾允恭者由泉州龍頭山遷來。」又該做何解釋?筆者大膽推測這跟「癸卯之變」有關,康熙二年,清軍登島,拆城垣,焚房屋,實施「遷界」,島民數十萬,被驅趕到內陸,「男婦繫纍,童稚成群,若驅犬羊,連日不絕。」島上全無人煙。豐蓮山前的曾姓人家,不是跟隨鄭氏遷居台澎,就是被清軍驅趕到內陸。康熙十九年清軍二次登島,被遷內陸的島民才陸續返島,而原住「庵前村」的曾家人,可能只有曾允恭這一分支的後裔返回原鄉。而之前《曾氏族譜》可能毀於戰火,或之前曾氏根本沒有纂修族譜,以致目前庵前村的曾氏族人溯源,只能依據現存的神主牌資料,推到出生於順治年間的曾允恭,作為開浯始祖。而縣志的採訪員對金門族姓的遷徙略有所知,遂依曾氏族人提供的神主牌資料,寫下「庵前之曾氏,係清順治間有曾允恭者由泉州龍頭山遷來。」
其次,論及庵前該聚落的興衰。庵前村是一個謎樣的村落,在唐德宗貞元年間(西元八○四-八○五)就已經出現的聚落,迄今已超過一千二百餘年,但住戶的人口竟然沒有超過五○○人,在金門連一個中型聚落都談不上,何以至此?它的發展過程著實令人好奇!
庵前村(南鄶村)位在浯江溪上游,在河道淤塞之前,它是該溪流航運的終點。在宋、元、明初時期,它似乎是一座人口眾多,航運繁忙,商務發達的聚落。根據文獻資料,至遲在宋末,這裡已經有二座寺廟,一座是牧馬侯祠,一座是龍湖庵。丘葵在其詩文〈遊龍湖庵詩〉云:「一路野花開,春陰滿樹苔;舊時僧已去,前渡客重來。」代表龍湖庵在宋末之前,己有僧侶住持,一座有僧侶住持的寺廟,規模肯定不會太小;而牧馬侯祠至遲在明初已經是一座七進的廟宇,若非足夠的經濟條件,何以有能力興建這樣宏偉的寺廟。
學者的調查發現,金門現存的廟宇,興建於唐代的寺廟有兩座,除了庵前的牧馬侯祠外,就是后浦的外武廟。興建於宋代的寺廟有三座,后浦的靈濟寺、太武山的海印寺、蔡厝的碧山宮。興建於明代共有十八座,包括金門城的古地城隍廟、迴向殿和張公宮,官路邊的迴龍殿,前水頭的靈濟宮,后豐港的來鳳宮,賢厝的泰安宮,后浦的天后宮,頂堡的廣濟廟,瓊林的保護廟和忠義廟,新頭的武德宮,后宅的普濟寺,浦邊的蓮法宮,陽翟的會山寺,官澳的龍鳳宮,青嶼的金山道殿,田浦的應山廟。其餘的廟宇都是清代以後興建的。
從以上的調查發現,宋代以前有兩座以上廟宇者只有后浦和庵前(南鄶村)。后浦位於浯江口,沿岸又盛產稻米,禾稻豐收,滿是珠玉,金黃色的稻穗低垂,所以又有珠浦的稱號。后浦因位在河口,方便船隻停泊,又有盛產的稻榖可供交換,商業活動發達,自然有足夠的經濟力量支持宗教活動。而外武廟供奉是關帝君,靈濟寺供奉的神祇是觀音。關帝普遍被奉為財神,觀音也兼有賜人錢財的功能,顯然當時的住民從事商務的人不少。但庵前(南鄶村)位在浯江的上游,「東洋」就算是航運的終點,但庵前(南鄶村)又何種產業去支持船務的發展呢?答案可能就是鹽巴的輸運。
鹽是民生必需品,所以很早就成為國家控管的物資,以專賣的方式來籌措國家財源。林焜熿《金門志》載浯洲場,「場轄十場,埕分上下:上埕曰永安、官鎮、田墩、沙尾、浦頭,下埕曰斗門、南垵、保林、東沙、烈嶼。」所以東沙埕是浯洲鹽場的其中一埕。東沙埕在東沙澳內,在當時東沙澳是金門島南海岸最大且是唯一的海灣,今日的東沙村前是一片窪地,早年這裡遇驟雨是必淹之地,這裡可能即是鹽埕之處所。
志又載:「金之建場征鹽也,自元大德元年始。…編民丁充灶戶,以十丁為綱,共一灶,歲給工鈔煎鹽,每丁辦鹽三升。」所以東沙鹽埕正式設埕征稅是在元成宗大德元年,亦即西元一二九七年,但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經有人在此私煮製鹽。元成宗大德元年官方始將私煮改為公製;即設之後,將民丁編作灶戶,以十家共一灶,每年給予工資來煮鹽,每天每丁負責製鹽三升。
煮鹽晒鹽為東沙村創造了財富,鹽務的輸運也為鄰近的聚落如南鄶村(庵前村)帶來了繁榮,因為區域的富饒因而招致倭寇覬覦。元順帝至元年間,大批的倭寇就從東沙澳的東南海岸登陸搶劫,鄰近的村社大都遭到焚燒搶劫。鄉民哀傷痛哭,紛紛逃到牧馬祠避難,在無助之中群向護驥神祈禱,請求顯靈協助捍衛家園。當時可能遇到颱風的好發季節,剛好有一個超強的大颱風襲擊金門,這一颱風還在金門繞圈打轉,滯留了數日之久,滔天巨浪把倭寇的船艦吹去碰撞礁石,船身碎裂,人員溺斃,海面死屍到處漂流;狂風暴雨,如同萬馬嘶鳴,就像上陣殺敵一般。登岸的倭寇,也遭到暴風的襲擊,吹落山崖或坑洞而死亡,有些躲在草叢中的倭寇,最後也遭鄉民合力圍捕。只剩下少數的賊兵也都嚇破膽,駕船回頭逃走。因為超強颱風的神助,鄉民就把這次殲滅倭寇的功勞歸因於護驥神的顯靈。這次大颱風也從「飛爐遷廟」的傳說得到印證,相傳浯島恩主公廟凡七處,以東沙村所立者為最古(地名東廟),傳聞元時,東廟的大香爐在一次颱風吹落在庵前村東北豐連山麓,耆老指稱,即在今廟(牧馬侯祠)前五十步處,今爐已失。
東沙鹽埕隸屬浯洲場。浯洲場的管理及指揮中心就設置在東埔,志書說:「浯洲場鹽課司,在縣東南浯洲東埔石鼓山下。」東埔即今金沙鎮的東埔村。浯洲場的管理階層或稱管勾,或稱司令,或稱踏石,《金門志。鹽法》載:「設司令、司丞、頭目、管勾、司目。」又云「元至正十六年,置管勾司。至大二年,改為司令司。洪武元年,改為踏石司。二十五年改為鹽課司。」總之,浯洲場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名稱的管理機構。
機構上、下級之間,平日必有公文書往返,公文書的傳遞在早期必然的走海路,因為在元朝還沒有官道。海路有二線,其一走南海岸,其二是走北海岸,南海岸風大浪高,北海岸似是內海,風平浪靜,過了烏沙頭往南行,再從浯江溪溯溪而上自然是最好的選擇,抵「東洋」碼頭,步行或騎騾約一五○○公尺即可抵達東沙村社。
灶丁將鹽交給鹽埕,先囤到鹽倉,存到一定數量,再召商運出,志書云:「官起囤倉廒,分召商運。」 早期船體較小,商人將本求利,考慮的是船運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官鹽從「東洋」碼頭裝船出發自是最佳的選擇。灶丁專司煮鹽,糧食及日用品自然需要進口,糧船、鹽船絡繹不絕,碼頭的裝卸自然需要大批的搬運工人,南鄶村(庵前村)吸引鹽商、船東、水手、貿易商及搬運工的進駐聚集,酒樓茶肆,各行各業自然也應運而生,商貿發達。
在帆船時代,走船是高風險的行業,有所謂「行船走馬三分命」之諺,航海工作者篤信神明,並祈求神明保佑,希望能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幫助他們,化險為夷,平安航行。信仰也成為他們精神的支柱,曾隨鄭和下西洋的鞏珍在《西洋番國志》如是云:
時愚年甫出幼,備數部伍,拔擢從事於總制之幕。往還三年,經濟大海,綿邈瀰茫,天水連接,四望迥然……至於當洋正行之際,烈風陡起,怒濤如山,危險至極。舟人驚駭,倉忙無措,仰賴神靈,顯然臨庇,寧帖無虞。
牧馬祠自唐、宋、元以來,靈異傳聞不斷,早已成為南鄶村(庵前)聚落的保護神。水手、航海貿易商為了保命,船東、鹽商為了保產,生意人、搬運工為了求財,祈求神明的保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出航之前,這些人祈求平安,返航之後果真賺得大錢,或許願得償,還願捐助的香火錢自然大方,這也就是牧馬侯祠在明初得以興建起七落大廟的原由。總之,經濟必須發展到某一種程度,才有足夠的財力支撐起這裡的宗教盛事。
但金門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煮海水製鹽,煮鹽需要大量的燃料,自然要大砍林木,時間愈久,砍伐的面積愈大愈廣,土地少了植被保護,大雨一下,表土自然流失,溪流首先淤塞,而且時間愈久,溪流淤塞愈嚴重,後垵溪可能到了明季航道已經淤塞,「東洋」已經無法停靠船隻,裝卸貨物,航道可能已經退到后垵。而更嚴重的是因流土沖入東沙澳,造成東沙鹽埕的廢棄,「東沙澳入潮,通東沙村後,沙雍成田。」
至於東沙鹽埕何時廢棄,並無直接的文獻可資考證。黃振良《浯洲場與金門開拓》的研究,明洪武二十五年,改設浯洲場鹽課司,依元舊制編浯洲場為十埕,又立永安、官澳、田墩、沙美、浦頭、李保、南埕、古寧、寶林、東沙、方山、斗門、烈嶼南、北計十四倉。東沙埕尚在其中。雍正二年,置浯洲場鹽大使一員,管轄沙尾、永安、浦頭、南埕、寶林、官鎮、田墩等七埕,烈嶼場另設鹽大使一員。這裡已不見東沙埕,依此推斷東沙鹽埕至遲在清雍正二年已廢棄。
不過筆者認為東沙鹽埕的廢棄可能更早,大約在明季時期。因為東沙鹽埕的存廢與庵前聚落的發展息息相關,也與牧馬侯祠的興衰息息相關。東沙鹽埕不再產鹽,自然沒有鹽可供出運,加上河道淤塞,所以庵前村萬商雲集的景象不再,工人卸運的繁忙景象消失,經濟活動沒落,繁榮景象也就不存在了,乃致明末洪旭號召重修牧馬侯祠,沒有足夠的香火錢,也找不到大批的商家來捐助,故盧若騰稱之「不敢宏敞而取堅緻」,由此縮小廟制的規模。庵前村也逐漸回落到一座平凡的農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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