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國（以下同）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金門日報》第二版刊登：「福建省政府志電子書發表，見證金馬發展歷程。」報導內容特別強調：「該書將省府自民國十六年成立以至八十六年凍省，乃至改成立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迄今的過程，鉅細靡遺的紀錄下來，非獨記錄一個機關的歷史，也見證民主發展歷程的點點滴滴。」可見，這是一部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獻，對編輯小組與工作人員的辛勞，應予以肯定。
金馬聯合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金馬中心」）表示：「《中華民國福建省政府志》（以下簡稱《福建省志》）目前係以數位電子書方式呈現，為期資訊公開、資源共享，全文已掛載於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官方網站，歡迎各界瀏覽。相關內容倘有錯漏，歡迎提供修正意見。」筆者近期上網瀏覽大作，發現數處有商榷之餘地。雖然「金馬中心」留有連絡人電話，但筆者所談論之意見，無法「三言兩語」一次說清楚，祇好藉由報端提出看法，請「金馬中心」參酌。筆者所引用的史料或文獻均註明出處或來源，以表慎重。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所著《中國歷史精神》中，談到研究歷史的看法：「應該從現時代中找問題，應該在過去時代中找答案，這是研究歷史兩要點。」閱覽《福建省志》之後，與現存的歷史文獻相互印證後，當然會發現一些問題，為了尋求確切的答案，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從過往的歷（戰）史中找出端倪，以瞭解其真正的史實為何。
筆者所要探討的問題，歸納起來有兩大項：一是上冊圖片選輯（第十五頁），列出「歷任福建省主席」的任期，其中第五、六、七任省主席的任期，實有討論的空間。再是上冊第三篇第一章第一節（第六頁），提到「福建省政府自民國三十八年八月遷駐金門」，此說法是否符合史實，也有待澄清。以下就這兩項問題，逐一說明。
第五任省主席李良榮將軍
上冊圖片選輯（第十五頁）記錄李良榮（福建同安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省主席的任期是：「三十七年九月一日至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惟下冊第六篇大事紀（第六十七頁）有不同的記述：「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任命李良榮為省府委員兼主席」，也就是其首日兩者相差半個月，宜就相關的文獻，再予以確認。
三十七年起，國家的情勢日漸危殆，中央為了穩固地方政權，是年九月，特命李良榮中將，由陸軍第一編練處處長，調任福建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隔（三十八）年一月十八日，蔣中正總統（以下簡稱蔣）致電李良榮，國史館等單位出版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記曰：
今後局勢艱危，閩省政務益見繁重，吾弟長處似在帶兵作戰，而不在行政。不如用其所長，辭去主席職務，專心在閩浙督訓二、三個軍，以為他日完成革命之基礎。故閩主席，擬以老成熟練之朱紹良同志繼任，望弟竭力襄助，同心一德，建立八閩（按：福建從元代開始，就有建寧、延平、邵武、汀州、福州、德化、漳州、泉州等八府或八路，俗稱八閩）；並於新任未到以前，如常負責主持，勵所屬勿使政務停頓。
嗣後，總統府立即發布離職命令：「總統令，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福建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李良榮另候任用，李良榮應免本兼各職。此令。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院長孫科」（錄自總統府第五局編，《總統府公報》，第二○八號，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版一）。由此觀之，李良榮主政福建的任期很短，未滿半年就調職。
綜述，無庸置疑，李良榮省主席的任期到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為止，不是一月二十一日，《總統府公報》可為證。李良榮後來奉命接掌二十二兵團司令官，其舊屬鄭正言在《李良榮與金門保衛戰》的〈李良榮先生傳略〉內，述說其調整職務的過程：「三十八年一月中旬，因政局突變，閩省主席，改派朱紹良接任，先生調充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之職。六月間，福建吃緊，先生奉調為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
第六任省主席朱紹良將軍
上冊圖片選輯（第十五頁）記錄朱紹良（江蘇武進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省主席的任期是：「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冊第六篇大事紀（第六十七頁）則有較詳細的記述：「三十八年一月十八日，國防部決定成立福州綏靖公署，由朱紹良接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十九日，國民政府政務會議通過任命朱紹良為省府委員兼主席，二十二日，朱紹良抵達福州就職。」另外，下冊第六篇第一章第六節（第十六頁），記曰：「三十八年一月，（朱紹良）奉調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由此得知，《福建省志》認為朱紹良將軍是先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再兼福建省主席。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蔣下野，《總統府公報》公告朱紹良任職省主席的日期是在下野的前一天，人令如下：「總統令，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任命朱紹良為福建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此令。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院長孫科」（錄自總統府第五局編，《總統府公報》，第二○八號，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版一）。朱紹良中將其父朱清澤曾遊宦福建，所以他在福州出生及成長，閑習閩省情勢，由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接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應可勝任此職務。
蔣下野當（二十一）日，朱紹良省主席再奉派兼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派令如下：「總統令，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特派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此令。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院長孫科，國防部長徐永昌」（錄自總統府第五局編，《總統府公報》，第二一○號，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版二）。由此看來，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朱紹良將軍先接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然後次（二十一）日再派兼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此與《福建省志》的說法（按：先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再兼福建省主席）相對比之後，發現兩造的說詞不相同，何者正確，編輯小組宜再斟酌判定。
湯恩伯將軍代理福建省主席
下冊第六篇第一章第六節（第十六頁）提及朱紹良離開省府原因：「（三十八年）八月奉令將軍政交湯恩伯，於同月十八日飛抵臺灣。……朱紹良主持福建省政務時間，歷時約八個月。」為何朱紹良省主席將軍政交湯恩伯（浙江武義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接管，《福建省志》內，並未詳細說明，筆者就所知分析此一複雜的「歷史事件」，提供鄉親一閱。
話說三十八年一月，徐蚌會戰之後，國軍精銳大部喪失。當國事蜩螗之際，是月二十一日，湯恩伯上將奉命由衢州綏靖公署主任調派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負保衛並穩定中樞之責。四月二十一日晚，共軍渡長江南下，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失守，五月二十七日，上海也相繼淪陷，於是湯恩伯率所屬，由淞滬轉進舟山群島。
國防部史政局所寫的〈湯恩伯將軍傳〉，記載上海撤退之際，上級賦予湯恩伯任務：「由淞滬轉進舟山金廈，建立外島據點，鞏固臺灣基地」（錄自湯故上將恩伯逝世十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主編的《湯恩伯先生紀念集》）。為了達成上級所授予的使命，前往金廈兩島，瞭解防務現況，俾利規劃防禦工事。
警衛團中校營長鄭遠釗在〈金門保衛戰實錄－為紀念金門大捷三十週年而作〉，憶起到達廈門的時間：「湯恩伯將軍奉命後，於七月二日率領湯總部警衛團及必要幕僚人員至廈門。」另外，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湯恩伯上將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時，成立政務委員會，方治先生任常委兼祕書長，爾後又追隨湯恩伯將軍到廈門，任福建省委兼政務委員會祕書長。他所寫的〈敬悼湯恩伯將軍〉，也憶及曾構築金廈防禦工事：「淞滬撤守之後，隨以兵力及工事材料等建立舟山及金廈外圍陣線。」
三十八年五月底，上海保衛戰結束後，共軍第十兵團（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軍）於江蘇蘇州、常熟、嘉興一帶休整。七月二日，共軍第十兵團入閩。七月九日，蔣（按：中國國民黨總裁）飛往福州巡視，召集團長以上幹部座談。七月二十三日，蔣又在廈門召集閩南各軍、師長以上將領開會，研討防衛方略。兩次皆致詞勗勉，以提升重要幹部的士氣，穩定閩省全境的局勢。
八月十三日，共軍攻打福州，戰至八月十六日，國軍的戰況危急，經請示核准之後，向南撤退。《戡亂戰史（第十四冊）》記曰：「（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為挽救僅存有生戰力，經呈請最高統帥部批准，下令向閩南轉進。」撤退的同時，朱紹良依示將軍政要務交給湯恩伯上將接管，《戡亂戰史（第十四冊）》記載：「福州綏（靖公）署除遵照指示，將福建全省軍政大權，統交湯恩伯將軍負責外，旋於八月十六日一五三○時，令飭第六兵團兼司令李延年，即按預定計畫，指揮（向南）轉進。」
有關福州綏靖公署朱紹良主任離開福州的過程，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周自強將軍在〈金廈戰役追憶〉，述說詳情：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共匪迫近福州，情勢緊急，蔣公命湯故上將於十四日飛往福州，與綏（靖公）署朱（紹良）主任就當前狀況具申意見。是夜擬定兩案，甲為堅守福州與匪決戰；乙為轉移金廈。十五日晨飛返臺北報告後，奉示採用乙案，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長官以代電轉達福州綏（靖公）署，蔣公另親函朱主任：「西南方面有事借重，請將福州綏（靖公）署任務交湯恩伯同志照料，即來臺北。」十五日午後，空軍總部派運輸機六架隨湯故上將再往福州，於機場晤朱主任面交蔣公親函，黃昏時同機飛往廈門。十六日朱主任飛臺北，由（福州綏靖公署）參謀長范誦堯中將留廈移交綏（靖公）署任務。
再者，方治在其《我生之旅》中，也憶述是蔣任命湯恩伯將軍為福建省主席，如后：
福建省主席朱紹良被匪圍困，告急求援，總統蔣公當即以總裁身份，命令湯（恩伯）將軍兼程赴廈門，統帥當地駐軍與匪作戰，藉以營救朱紹良在福州脫圍，並命湯將軍任閩省政府主席，繼續維持政治之系統，而資號召。余亦奉命襄助湯將軍從事戰地政務工作，時間在三十八年九月。
戰況危急之時，任職省主席七個多月的朱紹良將軍，突被調離現職，唐德剛所著《李宗仁回憶錄（下冊）》，提及代總統李宗仁的看法：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紹良突被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職」，……原來在我巡視臺灣（按：七月二十七至三十日）之後不久，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機場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撤職，遺缺由湯接替。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臺灣。
朱紹良離職時，除了周自強將軍所說由福州綏靖公署參謀長范誦堯辦理移交外，《朱紹良先生年譜》也記載交接的情形：「八月十六日，湯恩伯氏奉命來福州，接掌軍政事宜，先生遵諭移交。十六日先生由福州飛廈門，福州於十七日撤守，十八日先生黯然離廈飛臺。」
朱紹良的調職人令何時發布，《總統府公報》的公告日期，是其離開福州一個半月之後的十月四日。如下：「總統令，三十八年十月四日，福建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朱紹良著免本兼各職。此令。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院長閻錫山」（錄自總統府第五局編，《總統府公報》，第二四一號，三十八年十一月七日，版一）。換言之，十月二十五日古寧頭戰役之前，朱紹良已正式解職。然而，圖片選輯記錄朱紹良將軍的任期到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這與《總統府公報》所公告的日期，相差一個月又十九天，是否正確請編輯小組宜再審定。
朱紹良離開福州後，《李宗仁回憶錄（下冊）》提到李宗仁代總統與中央政府如何處理後續的人事作業：
湯（恩伯）便在福州發號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來。此事的發生，行政院與總統府毫無所知，……不久，蔣先生派一祕書來穗，要閻錫山在行政院政務會議中追認此一既成事實，任命湯恩伯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後來閻錫山便在行政院政務會議提名通過（按：九月十四日），做了一些追認的手續，把任命狀送至國民政府文官處來蓋印。……這張任命狀留在總統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閻院長又來疏通，才蓋印發出去。
由上述獲知，湯恩伯的福建省主席人事案，起初李宗仁代總統有意見，但最後還是「印發」了！但查閱三十八年七月以後的《總統府公報》，並無發布湯恩伯為福建省主席的相關公告，研判李宗仁代總統還是沒有核准此一人事案。
正當國家處境岌岌可危之際，國府為了檢討軍事，以及與軍事相關聯之政治、經濟為何失敗的原因，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特於臺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會中決議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七月十八日，行政院政務會議通過此議案，八月十五日，臺灣省主席陳誠上將就任公署長官，九月一日正式辦公，轄管「臺灣及蘇、浙、閩、潮、汕等沿海區域」的軍政大計。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之後，九月八日，蔣於重慶致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林蔚將軍轉陳誠長官，《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抄錄電文：
閩廈軍政主持人員及其名義，應速決定（與）公布，俾得負責。此時唯有派湯恩伯以副長官兼任福建省主席與綏靖主任，或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先派其為東南前敵總司令，再報國防部備案。究以如何為宜，望二兄洽議，決定呈請中央核委，一面即速指派其一臨時名義，及如前敵總司令之款，總須以速為要。
從電文的內容來看，蔣指示由新成立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解套」此一人事案，讓金廈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湯恩伯能夠「名正言順」，俾能推展各項要務。惟此人事案涉及中央體制，以及人事權責，筆者查無順利成案的佐證資料。
樓文淵所編《老蔣在幹啥？從蔣介石侍從日誌解密一九四九大撤退》，談及九月二十三日，蔣在廣州接見行政院長閻錫山，商討財政、政治問題時，提到湯恩伯的人事案，蔣並在其日記，記曰：「李（宗仁）代總統將其行政院決議案，湯恩伯（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之任命退回，不允簽署，此乃違憲之舉。」由此證實，湯恩伯的人事案，當局並沒有批准，致三十八年八月中旬以後，湯恩伯上將的官職，大部分的歷史文獻都記載為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並直接稱呼其單位為「湯總部」。
湯恩伯的省主席任命案，未正式核准真除，因此名義上還是代理。《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提到三十八年十月一日，蔣在其日記（未刊本），記曰：「為（湯）恩伯任閩綏（靖公）署之任命，府院爭議不決，貽笑中外，此乃德鄰（指李宗仁）不顧大局、不識大體之所為，不知何以善其後矣。」《老蔣在幹啥？從蔣介石侍從日誌解密一九四九大撤退》內敘述十月二日，蔣接到湯恩伯電，其日記記載：「以李（宗仁）對其任命反對之聲明，對部下威信全失，不能再駐廈指揮作戰，今日離職遠引之報，刺激異甚。」
由於李宗仁代總統反對湯恩伯的人事案，並發表聲明，致湯恩伯對所部無法指揮作戰。蔣在其日記（未刊本），記曰：「湯（恩伯）正與匪拼命作戰，而為代總統者竟出此荒謬之聲明，太不顧大局」（錄自《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九冊）》）。蔣經國先生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也言及此事：「湯恩伯總司令由廈門來電，以李宗仁反對其任閩省主席之聲明，使其喪失威信，無法指揮部屬，故不能再駐廈門作戰，『決自今日遠行』云云。」
綜述，湯恩伯的人事案，一波三折，行政院長閻錫山擬以湯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代總統李宗仁一直未予以核准，致湯恩伯未獲得正式的官職，產生「對所部無法指揮」的諸多困擾，蔣則一再勉其顧全大局，堅守崗位，以國事為重。再者，人事案未獲通過，湯恩伯的領導失去威信，但仍須忍辱負重，推展軍政要事，其心境可以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