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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工會發展之研究

發布日期:
作者: 王宏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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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國《工會法》第六條的內容,將工會分成企業、產業與職業工會三類。截至110年7月1日為止,金門各級工會人數為6,083人(男性3,882、女性2,201)。其中企業工會為1,596人(1,322男性、女性274)、產業工會67人(男性55、女性12)、職業工會4,420人(男性2,505、女性1,915)。
臺灣工會與金門工會並無太大顯著差異,依據王宏男(2021)在《科學與人文研究》指出針對金門工會面臨的問題,可分為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前者包括:1.會員人數不足、2.工會財務不健全、3.工會人才培育困難、4.研究發展能力不足、5.未具罷工實力的溫和工業關係。
後者包括:1.產業及職業工會的分立、2.公營及民營事業工會的分立、3.不同層級工會關注不同議題、4.工會多元化後的整合難度提高、5.勞動者對勞工身分的疏離、6.工會與政治的糾葛受到質疑、7.社會及輿論支持度偏低、8.勞工主管機關未完全發揮效率、9.產業結構非典型工作型態的出現及管理變革將弱化工會力量、10.工會文化及形象有待提升。
在因應策略上可分為二:首先,在未來金門工會發展策略尚可採取1.縮短法定最高工時、2.提高基本工資、3.降低失業率、4.合理的外勞政策、5.提升工會組織率、6.提升工會集體協商能力、7.提升工會社會對話能力、8.重視非正規勞動者權益保障、9.重視經濟成長與合理分配的均衡、10.重視工作與家庭的調和、11.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的落實等策略。
最後,在突破金門工會困境的做法上,可採取1.爭取各級學校實施勞動教育課程、2.職業工會的再造、3.產業別工會的建立、4.財務自主、5.提升運動的層級及模式、6.從會務人員聯合及議題合作開始、7.與國際工會的接軌等策略。
一、未來工會發展策略
如同前述,進入2021年,金門工會未來所關注的議題大致如下,這些議題也將引導工會未來的發展走向:
(一)、縮短法定最高工時
2000年以前,臺灣勞動基準法中規定的最高工時是每週工作6天,每天8小時,也就是每週最高工時48小時。2000年時,在工會團體的合作努力下,立法院通過修法,將法定最高工時下降為每2周84小時,不過這個工時標準仍高於公務員和國營事業勞工的每週40小時,形成公私部門不同工時制度。經過十餘年,臺灣工會再度發動工時運動,希望將法定工時再向下修正為每週40小時,目前已得到官方的回應並研擬修法。
(二)、提高基本工資
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間,臺灣的法定基本工資始終維持月薪15840元,時薪66元,經過工會不斷的抗議爭取,2007年7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為月薪17280元,時薪95元;2011年基本工資調整為月薪17880元,時薪98元;2013年1月1日基本工資再度調整為時薪109元,同年4月1日調整月薪為19047元;2014年1月1日基本工資調整為時薪115元,7月1日調整月薪為19273元。目前政府已宣佈,基本工資自2020年1月1日起,調整為時薪158元,月薪23800元。新的基本工資數額仍低於工會訴求的24000元,爭取提高基本工資將成為工會繼續努力的目標。
(三)、降低失業率
工資是勞動者賴以維生的基礎,失去工作就沒有收入,勞工及其家庭將陷入困境。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臺灣的失業率在2009年一度沖上6.13%的最高峰,所幸在政府一連串的努力下,失業率逐步下降到2020年2月的3.85%。雖然失業率略見緩和,但仍有44.9萬人面臨失業的困境,其中又以24歲以下年輕人及大學以上學歷者失業比例最高,隨著臺灣產業結構的改變,新一波失業潮隨時可能發生,如何降低失業率面對失業威脅,將會是臺灣工會必須持續關注的議題。
(四)、合理的外勞政策
臺灣109年約有71.9萬的外籍勞工,絕大部分是來自東南亞國家,其中印尼27.9萬、越南22.1萬、菲律賓22.1萬、其他5.9萬。外籍勞工一直是臺灣工會與政府及資方爭議的問題,包括數量及行業別的管制、外勞工資是否與基本工資脫鉤、外勞勞動條件及人權保障、外勞仲介管理等,甚至工會與工會間,工會與關心外勞的團體間都有不同的意見。隨著臺灣人民教育素質的提升、少子化下勞動力缺乏等因素,某些工作勢必要由外勞來擔任,如何在兼顧產業需求及國人就業的前提下,合理的外勞政策將會是臺灣工會必須省思的議題。
(五)、提升工會組織率
臺灣工會組織率一向偏低,尤其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具有集體協商能力的產業工會更是低組織率。隨著新工會法將於2011年5月1日施行,如何在工會更自主化、民主化的法律框架下,吸收工人加入工會,在各企業內普遍成立企業工會,提升工會組織率,形成強大工人團結力量,將是臺灣工會的重要課題。
(六)、提升工會集體協商能力
與雇主或雇主團體進行集體協商,簽定集體合同保障勞工權益,是工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務。但是臺灣工會長期以來並不熱衷於進行集體協商,原因除了是政府在法令和政策上的限制外,工會本身缺少協商能力也是原因之一。新的團體協約法加入勞雇雙方誠信協商義務,也在勞資爭議處理法中新增雇主拒絕協商的不當勞動行為處罰機制,未來集體協商的機會增加,但工會如何提升協商能力,不再只是會抗議施壓卻說不出道理,也是工會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
(七)、提升工會社會對話能力
社會對話是藉由勞、資、政三方針對勞動議題進行對談,尋求共識據以執行的機制,這個機制廣泛的被運用于歐盟等國家。馬英九政府上臺後,宣示要將基本工資、工時、外勞、非正軌勞工保護等議題交由社會對話處理,勞委會也召開了多次的全國級及產業別的社會對話。臺灣工會多年來習慣於走街頭、陳情、抗議來影響立法和政策的模式,如何適應轉為會議桌前和資方、政府一起對話談判,考驗著臺灣工會論述能力和談判能力的提升。
(八)、重視非正規勞動者權益保障
大多數的臺灣勞動者長期以來都從事全職、全時、不定期契約的工作,但隨著經濟情勢的轉變,在企業用人彈性化的需求下,臨時工、勞務派遣工、部份工時勞動者日漸增加,這些非正規勞工就業不穩定,薪資相對偏低,也不容易組織工會來捍衛權益,而既有的工會組織多以正職勞工為組織對像,較少吸納這些非正軌勞工。一但社會上有越多的非正規勞工,將相對影響正職勞工的就業和勞動條件,而且幫助越弱小的勞動者本來就是工會的天職,臺灣工會未來應該要更致力於非正規勞工的權益保障,才能實踐工會存在的意義。
(九)、重視經濟成長與合理分配的均衡
近年來,臺灣政府藉由立法手段,大幅調降富人的遺產稅及贈與稅,繼續給予資本家租稅優惠措施,而廣大的工人階級卻要繼續擔負起70%以上的所得稅,形成稅制上的不公平。在勞動市場上,工人的生產力不斷提升,但實質薪資卻是負成長,儘管景氣回升,企業獲利並未合理的分配給勞工。這幾年臺灣工會與社運團體結合,致力於稅制改革運動,並要求合理提高基本工資,分享企業利潤,即是要求經濟成長與合理分配的均衡,這個目標將繼續成為工會未來的重點工作。
(十)、重視工作與家庭的調和
工作固然是維持生活的重要支柱,但文明人類生活中,除了工作之外,仍須在不同生涯階段或是家人需要時(例如結婚、家人生老病死),得到工作與家庭的調和。近幾年,臺灣通過了性別工作平等法,讓兩性在職場上有公平的對待,實施陪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讓勞工面對生產和育兒時得以暫時抽離工作,但不可諱言,臺灣距離先進國家對職業生活與家庭生活調和所做的努力仍有一大段差距,這也是臺灣工會未來努力的方向。
(十一)、重視職業安全衛生的落實
臺灣工會長期以來較重視諸如工資、獎金、工時、保險等經濟性議題的爭取,對於職業安全衛生顯得較為忽視,但為了更好的工資卻失去寶貴的生命或遭受職業傷害,對個人對家庭都是難以弭補的損失。隨著產業和制程的改變,臺灣勞工經常面對新的化學物質和工作方法帶來的傷害威脅,高工作壓力帶來的身心疾病也戕害了勞工的身體,如何在工作職場中落實安全衛生要求,確保勞工的身心健康無虞,也是臺灣工會應該關注的議題。
二、突破工會困境的做法
(一)、爭取各級學校實施勞動教育課程
臺灣長期以來缺乏勞動教育,對於勞資關係沒有正確的認識,馬英九在競選期間所提的勞工政策第一條「尊嚴勞動概念應納入學校教材,中小學公民課程及大學通識教育編列勞動相關教育內容」至今尚未落實,但在部分縣市中已經有初步推動成果。
(二)、職業工會的再造
職業工會是大多數臺灣勞工加入的工會組織,未來可以思考如何轉型,讓職業工會除了辦理會員勞健保業務外,也能真正發揮工會應有的功能,是臺灣工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產業別工會的建立
跨越廠場的產業別工會,才能真正發揮工會的團結力量,但臺灣過去受到法令和工會本位主義的限制,難以形成具有實力的產業別工會,這個缺憾有待工會界省思。
(四)、財務自主
臺灣的工會普遍財務困窘,組織運作困難,未來新的工會法雖然賦予新的會費標準,但各級工會仍應加強宣導並提升工會功能,讓會員願意繳交更合理的會費,唯有財務能自主,工會的運作才能順利上軌道。
(五)、提升運動的層級及模式
臺灣工會運動的層級,應該從基層工會往上推展至聯合組織,也應該和其它社運團體結盟,擴大動員的能量,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六)、從會務人員聯合及議題合作開始
雖然目前在工會多元化下,各工會間無法做到組織的合併,但可試著從會務人員間的聯繫和議題的合作開始,建構工會間的互動平臺,從互動建立互信,跨越組織的藩籬,找出可團結的方向。
(七)、與國際工會的接軌
在全球化之下,勞動議題也呈現出國際化現象,各個國家的工會和國際工會組織有許多地方值得臺灣工會借鏡,臺灣工會也有必要引入國際工會的資源來處理會務,所以與國際工會的接軌,也應該是工會努力的方向。
展望2021年後,新勞動三法的實施帶來新的契機,但經濟情勢的轉變和政府政策也將左右工會發展。站在這個時間點上,建議中華全國總工會可在過往與臺灣工會交流的基礎上,擴大接觸更廣大的臺灣職工,建立全面性未來性的關係;透過議題交流,讓雙方獲得實質工會運作幫助;協助成立臺灣勞動智庫,作為收集掌握臺灣勞動現況的管道,並引領臺灣工會界進行勞動議題設定及政策發聲,弭補臺灣工會先天的不足,進而影響並彙集臺灣工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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