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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喃喃自語-少年輔導工作之省思

發布日期:
作者: 吳秀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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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金門縣少年輔導委員會工作,已進入第九年的時間,輔導過各種不同類型的孩子,其行為偏差包括涉毒(販賣、運輸或施用毒品)、竊盜、傷害、家暴、詐欺、賭博、鬥毆、過失傷害、妨害名譽、毀棄損壞、妨害性自主、兒少性剝削等,有些孩子對於犯錯或觸法耿耿於懷,卻難以自我控制約束行為,而有些孩子卻並不以為意,或已習慣接受自己和同儕的行為模式;當然,有些孩子經過輔導,確實能擺脫改正他們的偏差,且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這也是身為輔導者最開心的事。
  隨著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修正,過去「虞犯」少年的概念已由「曝險」少年所取代,曝險少年的輔導也將由少年輔導委員會來主責推動「行政輔導先行」的工作,這個跨時代的變革,立意在於對偏差行為少年的去標籤化及尊重少年的主體權,過去由司法機構處置的「少年虞犯」行為,改為現法定3項的曝險行為(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另包括其他非觸法的偏差行為(如與犯罪習性之人交往、參加不良組織、逃學或逃家等),都將由少年輔導委員會、教育單位及社政機關協力合作建立行政輔導先行機制,希望能提供未成年人更多的資源協助、成長空間及支持系統,以協助其遠離偏差和犯罪行為。
  因應法律的變革,教育輔導及社政服務之角色愈顯重要,社會對於從事輔導工作的專業人員期望提高,政府機關也需積極規劃、投入更多的輔導服務資源,希望能考量少年最大利益,落實著重保障少年之成長與發展權之社會政策。
  從現行的服務體系來看,對於觸法少年之處遇,一般經由警方偵辦、移送少年法庭審理輔導,雖由司法介入處置,但仍採保護輔導的角度,即使是裁定為感化教育之案件,仍秉持教育輔導而非懲處的處遇模式;對於非觸法之偏差行為少年,在學生主要還是由教育單位主責輔導,非在學者則由社政服務體系介入處遇。而在實務經驗上,時會遇見些家長或教育者對於警政單位有所期待,在面臨有偏差行為而難以管教的孩子時,會希望警方介入加以告誡嚇阻,然事實上,許多實務及研究皆顯示讓孩子過早進入警政或司法處遇系統,對於改正孩子行為並無助益,且可能有反面的效果。而今少年輔導委員會的角色,介於警政與輔導之間,也顯得尷尬混淆,在輔導孩子的過程中,輔導員來自警察局,總覺得是要來管教他的,和輔導老師的親和角色有所不同。
  確實,和孩子建立關係、導正他的行為過程是有些技巧的,首先需要清楚說明自己的角色、可提供的協助、輔導關係內容及角色界定,如此可以避免過度的期待或認知,也可以讓後續的輔導關係較容易維續;其中,讓孩子知道輔導員可以提供的協助很重要,孩子對於對自己有幫助的事,一般是不會拒絕的,而這些幫助不只是觀念、知識上的分享,也包括生活上的陪伴、傾聽,他們知道會多一位朋友時,是會很樂意開放自己的。
  在輔導過程中,被孩子拒絕是正常的,可練習換位思考,多些耐心、多些同理,在意他們的感受,了解他們的環境、朋友和生活,聊些他們感興趣的事,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志向,不管是就學或就業,往往只要能投入,孩子就能得到成就感,對自己的生活有所方向,也就不會徬徨迷惘或再次犯錯。
  另外,在從事少年輔導工作時也絕不能忽視家庭、教育、社會等外在環境對其之影響,學者云:「少年問題根源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隨著社會快速變遷,少年犯罪原因更是具有其複雜度,在處理少年行為時,絕不可能與其家庭關係做切割,也不能忽視同儕團體對他們行為的影響,隨著網路時代的蓬勃發展,社會價值與社會結構體系這些外在系統的影響也不可抹滅。也因此,少年輔導工作能讓自己隨時檢視初心,跟著少年掌握社會脈動,於時代的變換中省思服務方法及自我定位;身為一位輔導者,需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訓練背景及不間斷地學習充實新知,才能將少年輔導工作做好。
  雖然,少年輔導工作有其困難度,卻是深具意義且不可或缺之工作,亟需仰賴各網絡資源的合作連結,為孩子點一盞燈,陪伴他們走過青春狂飆期,在面臨日新月異資訊蓬勃發展的時代裡,不會因誤入迷途而失足陷落。衷心地期盼孩子們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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