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6屆海峽論壇兩岸社區懇談會分享案例構思。（林文皓提供）

﹝採訪撰稿：徐品豐﹞
在邊緣，敲響世界的門。世界的地圖，通常由中心與邊緣構成。大多數人終其一生，渴望從邊緣奔赴中心。然而，總有少數人，他們反向而行，在主流視野的盲區裡，敲響一扇扇隱秘的門。他們相信，真正的沃土，往往存在於中心的邊緣，繁榮的縫隙。
林文皓，便是這樣一位「敲門人」。他的生涯地圖，由三個地理座標精準錨定：高雄，是他的故鄉與原點；金門，是他的啟蒙與鑰匙；而福建的鄉野，則是他的戰場與答卷。這條路，並非直線攀升的階梯，而是一場在邊界地帶不斷迂迴、探索的螺旋上升。他用自己的步履，重新測繪了價值的座標｜告訴我們，門，從不只存在於眾人仰望的頂峰，更存在於那些被忽略的、連接處的摺皺之中。
　　如果說多數履歷可以用「往上爬」來概括，那麼林文皓的人生，更接近一張不斷展開的海圖：潮汐時而推遠、時而拉近，他在退潮時認清地形，在漲潮時學會駕舟。他不急於尋找下一個「耀眼標籤」，而是一次次停靠在看似不起眼的碼頭，透過與人、與地的深談，慢慢摸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航道。
　　對他而言，「成功」並不是某種單一路徑的終點，而是一次次「敲門」之後，與不同世界建立起來的關係與責任。於是，「高雄｜金門｜福建鄉村」這條他人眼中的邊陲路線，在他的手裡，被走成了一條獨特的創生軸線。
　　金門｜｜從「過客」到「譯者」的覺醒
　　當同齡人沿著台灣西海岸的都市走廊，湧向台北、台中、高雄的璀璨燈火時，少年林文皓的指尖在地圖上劃過一道獨特的軌跡，落向了與廈門一水之隔的金門。
　　「當時吸引我的，是『國際暨大陸事務』這個科系與金門地緣位置的完美疊加。」他回憶道。這並非一次離群索居的逃避，而是一次精準的「靠近」｜｜靠近理論的現場，靠近歷史的摺皺，靠近一切宏大敘事最前沿的實踐場。對他而言，金門不是孤懸海外的離島，而是理解兩岸最生動的課本。這座島嶼本身，就是一座充滿隱喻的「門」，既是軍事的屏障，也是交流的門戶。
　　初到金門時，他也曾感受過那種「被世界遺忘」的靜默：冬天東北季風吹拂，街上行人不多，夜裡的路燈在霧氣中泛黃，與他想像中「大學城」的熱鬧截然不同。但也正是這樣的冷清，讓他有機會把目光從商場、咖啡館與影城移開，轉而放在那些真正構成地方日常的風景上｜｜聚落巷弄、古厝牆面、海邊碉堡，以及在廟埕閒聊的長者。
　　他慢慢意識到，自己選擇的不只是一所學校，而是一個「現場」。金門讓他學會把新聞裡抽象的名詞｜｜前線、戰地、交流、轉運｜｜一一對照到可觸碰、可走進的具體空間裡。這種「人在現場」的學習方式，也為他日後的一切判斷奠定了基礎。
　　大學的教育為他提供了觀察的框架，但真正為他打開這扇「門」的，是兩把關鍵的「鑰匙」。第一把鑰匙，是「社區營造」的通識課程。這門課讓他從政策的雲端，降落到地方的泥土。他第一次系統性地看懂了：一個社區發展協會如何組成，縣府的資源如何像毛細血管般注入基層，理想的設計圖如何在現實的土壤中調整、生根。「這不再是教科書裡扁平的知識，而是立體的、有溫度的人與組織的互動。」
　　那堂課裡，他和同學走進聚落，跟里長、社區媽媽、返鄉青年一一對話。有人談高齡照顧，有人談閒置空間再利用，也有人談年輕人為何不願回來。他在筆記本上畫下流程圖，試圖理解到底是哪些環節，讓一項公共計畫可以從紙本走到現場，又是哪些裂縫，會讓好意的政策變成基層的負擔。久而久之，他不再只是「完成作業的學生」，而開始以一種準實務者的眼光去審視地方。
　　第二把鑰匙，名為「小島青年」。這個由他參與創辦的社團，旨在打破「金門大學生」與「金門本地人」之間那道無形的牆。
　　「我們不希望金大學生四年都只跟校內的人往來，跟地方沒有連結，不然四年待完，你只是短暫旅居一段時間，沒有後續的連結。」他們辦活動、走社區，試圖將外來的知識活力與本地的深厚底蘊進行「化學反應」。
　　有一次，他們在老街辦導覽活動，帶著同學走進傳統小吃店與軍中眷村聚落。原本只在IG上打卡的同學，頭一次聽老闆談起砲戰年代的故事，也第一次理解，為何金門人對「水」與「電」的珍惜，遠比課本上的環境教育來得深刻。活動結束後，有同學對他說：「原來金門不是只有戰地與酒，還有這麼多人的人生在裡面。」那一刻，他隱約感覺到，自己正在成為某種「翻譯者」。
　　在這個過程中，林文皓完成了自身身分的第一次深刻轉變：從一個求學的「過客」，變成了一個積極參與的「在地者」。他意識到，金門賦予他的，不僅是一紙文憑，更是一套解讀「地方」的密碼。
　　為了更透徹地理解手中的「密碼」，他選擇前往政治大學深造。這是一次戰略性的後撤，旨在為金門的經驗尋找更宏大的理論註腳。
　　「我是帶著『金門的故事』、『金門的特性』進入政大的。」他沒有將金門視為一個普通的案例，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獨特的視角，去審視兩岸關係中那些被宏大理論所忽略的微觀實踐。通水、通電、通天然氣、廈金大橋……這些在金門人日常生活中熱議的話題，被他置於學術的透鏡下，分析其背後複雜的政治意涵與治理邏輯。在課堂上，當同學們以數據、政策文件為素材討論「兩岸交流」時，他總能補上一句：「在金門，這件事實際上長這個樣子。」那些看似抽象的協議條款，在他的敘述中，會變成島上某一條剛鋪好的管線、某一位終於等到自來水的阿嬤、或是一群在大橋議題下分裂立場的居民。這種「把學理拉回日常」的能力，讓他在政大的討論現場，有了獨特的立足點。
　　政大的經歷，沒有讓他疏遠金門，反而讓他與這片土地連結得更深。他將「回去做點什麼」的感性衝動，錘鍊成了「如何回去做」的理性藍圖。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獨特價值，正源於這段「在金門思考兩岸，在政大反芻金門」的螺旋式經歷。
　　當他再度站回金門時，他已經不再只是那個初來乍到的大學生，而是一名可以在不同語言與邏輯之間來回切換的「譯者」：可以跟公部門談政策語言，也可以跟社區媽媽聊柴米油鹽；能在簡報中使用「治理」、「風險」、「制度設計」等專業術語，也能在廟口用最樸素的話，說明一個計畫為何需要時間。
　　他逐漸明白，自己真正被需要的地方，並不在話語最大聲的舞台，而是在那些「聽不懂彼此」的縫隙裡，做那個耐心轉譯的人。這份自覺，為他日後跨海踏入更陌生的鄉村，埋下了伏筆。
　　跨海｜｜從「理論」到「土壤」的跋涉
　　帶著整合後的知識地圖與清晰的自我認知，林文皓沒有選擇留在本島的中心城市。他做出了第二個反向選擇｜｜再次回到邊緣，並以此為基點，望向更廣闊的對岸。
　　他看到了一個清晰的「勢」。自2023年起，大陸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其中「鄉建鄉創」成為一個重要的切口，鼓勵台灣團隊進入大陸鄉間，帶去規劃、設計與社區營造的經驗。政策的風口已然打開。同時，他也看到了一個巨大的「隙」。在廈門、泉州等沿海城市，創業成本高企，競爭已成紅海。而廣大的內陸鄉村，卻擁有豐厚的自然資源與文化底牌，卻苦於不知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只能去找『本地人看不上、但我們看得到亮點』的領域去做。」他精準地定位了這片屬於他的藍海。在分析這個「勢」與「隙」的過程中，他沒有只依賴浪漫想像，而是以近乎研究者的嚴謹進行田野前置工作：閱讀政策文件、訪談在地工作者、比對各地鄉村案例，甚至實際走訪不同縣市的鄉鎮，記錄下各地的產業結構與人口流動。久而久之，一張屬於他自己的「鄉村機會地圖」逐漸成形。
　　理想落地，首先遭遇的是現實的碰撞。最深刻的教訓，來自於「時間感」的衝突。「剛開始在廈、泉一帶嘗試合作時，我遇過一些夥伴，他們習慣的是『快錢』邏輯。」林文皓回憶。當他提出需要時間培育社區氛圍、塑造品牌時，對方雖然理解，卻難以承受沒有即時回報的投入。幾次合作在蜜月期後無疾而終。
　　有一次，他為某個鄉鎮設計了一套以地方農產為核心的品牌策略，包含空間規劃、產品線延伸與年度活動節奏。提案當下掌聲熱烈，合影留念，但真正進入執行階段時，地方夥伴卻開始猶豫：「這樣要做兩三年哦？那一年內可不可以就看到遊客變很多？」這些問題不斷逼問著他：究竟誰有耐心，為未來多留一點時間？
　　這些挫折讓他沉澱出一套極其務實的決策心法：「先看『結構』，再看『人』，最後才看『機會有多大』。」
　　「結構」，是政策與產業的長期支撐是否牢固｜｜有沒有穩定的財政投入？是否被納入上位規劃？交通、基礎設施是否跟得上？
　　「人」，是合作夥伴的價值觀與時間感是否同頻--他們願不願意把眼光放在五年、十年的尺度上，而不是只看一個節慶活動的爆紅？
　　唯有二者兼備，機會才不是空中樓閣。
　　於是，他選擇了最笨拙，也最有效的方式｜「住到村裡去」。在莆田市荔城區的吳江村，他不再是飛來飛去的顧問，而是與村民共飲一江水、共話家常的「新村民」。他租下村裡的一間老房子，每天聽著清晨裝貨的聲響醒來，看著載滿荔枝的三輪車穿梭於河道與巷弄之間。
　　一開始，村民對這位「外來年輕人」充滿好奇與戒心：為什麼要待在這裡？會不會只是來拍幾張照片、寫個報告就走？他選擇用最日常的方式回應這些疑惑｜｜在小賣部買菜時多聊幾句、主動參加村裡的集體勞動、在節慶時幫忙佈置場地。他從「那個搞規劃的年輕人」，慢慢被叫成「小林」。
　　這種徹底的「扎根」，是打破信任壁壘、真正讀懂地方密碼的唯一途徑。也只有在這樣的日常互動裡，他才能理解：一個村莊的真正問題，也許不在「缺乏設計」或「沒有行銷」，而是在長期的人際裂痕、代際不信任、或是被忽略已久的生活需求。
　　跨海工作的本質，是不斷在不同制度、文化與期待之間調整頻率。有時，他要向政府部門說明為何「慢」反而能創造更穩定的效益；有時，他要向青年團隊解釋地方幹部的顧慮並非保守，而是出於對風險的敏感；有時，他又得在村民會議中，用最接地氣的語言，把抽象的空間規劃轉譯成「哪裡會變成孩子可以玩耍的地方」、「哪條路晚上會比較安全」。
　　在一次村務討論中，有幹部要求「先做一個很大的地標，吸引遊客來打卡」。他沒有正面否定，而是帶著大家重新回到村內散步：停在老人家愛坐的河邊石階前，問他們「這裡如果人變多了，你們還坐得住嗎？」走進孩子們放學後會聚集的小空地，討論「如果把這裡改成商業空間，村裡是不是少了一塊喘息的地方？」
　　透過這樣一趟又一趟的「走讀」，他讓地方逐漸看見自己的優先順序，也讓原本只想「做出一點什麼」的焦慮，慢慢轉化成「想好要留下什麼」的自覺。
　　創生｜｜從「資源」到「意義」的編織
　　莆田吳江村的「文藝復興」，成為了林文皓實踐其理念的完美畫布。這裡擁有上過央視的精品荔枝「狀元紅」、上百棟連片的傳統古民居，以及蜿蜒穿梭村落、堪稱「水上威尼斯」的靈動水系。更重要的是，這裡有一位「很想做事」的村書記。然而，這些美麗的「底牌」卻陷入困境。荔枝產期短，僅有原料，缺乏深加工與品牌；古民居閒置，不知如何活化；水系僅具交通功能，旅遊價值未被發掘。林文皓與團隊所做的，是一場系統性的「資源編織」工作。
　　產業維度：他們為「狀元紅」荔枝規劃了超越鮮果銷售的未來｜｜與精釀啤酒廠合作開發特色飲品，設計文創產品，打造從田間到餐桌、到禮品的完整產業鏈。空間維度，他們為古民居群注入新的生命，設想其為民宿、社區學堂、文化展覽館，讓老建築承載新生活。文化維度，他們挖掘莆田作為「媽祖文化發源地」的獨特優勢，將信仰、古厝、水系、荔枝林串聯成一條充滿故事的文旅動線。
　　在一次腦力激盪工作坊中，他請村民在地圖上貼上自己「最捨不得改變」的地方與「最希望被改善」的角落。有人貼在祖厝，有人貼在小學校門口，也有人貼在那條常常淹水卻又離不開的河道邊。當所有貼紙聚集在地圖上時，大家第一次以「整體」的角度，看見吳江村｜｜而不只是各自的一條巷、一間房。
　　他的角色，不是一個下達指令的「規劃師」，而是一個激發內生動能的 facilitator（促進者）。他組織工作坊，與村民、村幹部一起暢想未來，讓改變的意識從內部生長。他更像是一名耐心的編織工：一手握著政策與專業，一手牽著地方的生活感受，反覆比對、調整，直到線與線之間，出現穩固的連結。
　　當被問及最有成就感的時刻，林文皓沒有提及任何經濟指標，而是講述了一個微小的場景。
　　「有一次，一位原本只關心『能不能賺錢』的村幹部，在討論中突然主動提出，他覺得哪一棟古厝應該留給村裡的孩子辦活動，哪一條水路應該先整理，讓老人家可以安心散步。」林文皓的眼中閃著光，「那一刻，我知道，他看待這片土地的視角變了。從他者視角，切換成了主人翁視角。從『資產』，回歸到了『家園』。」
　　這看似微不足道的轉變，正是林文皓所有工作的終極意義。他帶來的，不僅是產業升級的方案，更是一種看待生活、連接彼此的新方式。他將自己定義為 「資源的編造者」｜｜耐心傾聽政府、企業、村民、設計團隊等各方語言，理解他們的訴求與顧慮，然後將這些分散的線條，編織成一張堅韌、共贏的意義之網。
　　更重要的是，他從不把「創生」只理解為「讓外地人來」。在他的藍圖裡，真正重要的，是讓原本準備離開的人，開始猶豫一下；讓已經離開的人，願意偶爾回來看看；讓還留在村裡的人，對未來多一點想像。當這些細微的心理變化在不同世代之間流動時，一個村莊的命運，其實已經在悄悄轉向。
　　回望自己的旅程，他發現，那些看似偶然的選擇｜｜去金門讀書、到政大進修、跨海進入鄉村｜｜其實共同構成了一種可以被複製的「方法」：第一重門，是走進現場，讓自己成為地方的一部分，而不是在遠處指點江山；第二重門，是跨越邊界，在不同系統與文化之間反覆折返，找到真正可行的對齊方式；第三重門，則是編織意義，不只談資源、經費與KPI，而是談人如何一起生活、一起成為某個地方的「我們」。
　　在這三重門之間，他從學生成長為實務者，從觀察者成長為參與者，再從參與者，成長為能帶著他人一起前行的引路人。於門扉之間，開鑿未來。林文皓的故事，是一個關於「門」的寓言。他向我們展示了，在這個高度連接又彼此隔閡的世界，最大的機遇或許不在於擠入某一扇眾人爭搶的「熱門」，而在於發現、叩響甚至親手打造一扇屬於自己的「冷門」。他所擁有的「高雄｜金門｜大陸」三角視野，是一種寶貴的洞察力。它揭示了一種新的成功路徑：未來的創新與價值創造，將越來越依賴於這些能夠穿梭於不同系統、文化、層級之間的「邊界架橋者」。在許多人的履歷上，「離島」與「鄉村」或許只是短暫停留的註腳，甚至被視為不得已的過渡站。但在林文皓的生命故事中，這些邊陲地帶卻成為一次次轉捩點：他在金門學會如何閱讀地方，在政大學會如何理解權力與制度，在莆田的村莊裡學會如何與他人共創未來。他的實踐，如同一束光，打在主流敘事之外的廣闊土地上。他邀請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涯地圖：是否還有另一扇門，在某個被我們忽略的「邊緣」靜靜等待？那扇門，可能不是最耀眼、最安全、最被祝福的選擇，卻也因此擁有更多重新定義規則的可能。而那扇門後，或許正藏著這個時代最稀缺的答案｜｜關於如何與土地和解，如何與他人共創，以及，如何安放我們自身。當越來越多人願意走向邊界、敲響那些尚未被命名的門，一種新的地圖，才有可能在我們腳下慢慢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