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庭園有個輕食小餐廳，供民眾休憩、吃些輕食。   這家小餐廳，最近大概換了新主人，有了新的布置，特別是充滿英國風；有紅色的電話亭、紅色的郵筒做為門面。電話亭和郵筒，都是現在人不常用的通訊或通信裝置了，卻顯得有古典的風貌。以前的電影超人，新聞記者克拉克，要執行拯救任務，都會躲進電話亭變裝成超人的呢！   在這裡吃點輕食，休憩一下，是遊中正紀念堂的療癒景點之一。

  頭髮是皮膚的一部分，對頭部有保護的功能，夏天可防日曬，冬天可禦寒，也有助於汗液的蒸發。頭髮的生長速度約為每月1~1.5公分，如果太長則有礙儀容，如同耘草，必須時加修剪。根據記載，古埃及人以尖石和貝殼等原始工具刮掉頭上和臉部多餘的毛髮。   可是「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漢人成年後，除了必要的修剪，並不隨意剪髮，男女都將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如古裝片所見。當時的理髮稱作「梳櫛」，意指梳理頭髮，乃使用稱為「篦櫛」的工具來整理頭髮，因此為人整理和裝飾頭髮的人被稱為「篦頭師傅」。    到了明朝滅亡，清兵入關，新的政權頒佈「薙髮令」，強制漢人剃髮易服，區別服從者和反抗者，以便統治。所謂「薙髮」就是剪個「半月頭」，將前顱的頭髮剃光，後顱留下的長髮則紮成辮子，這種醜陋的髮型為漢人深惡痛絕。   在美國西部電影中，偶而看見19世紀的築鐵路華工蓄留這種怪異髮型，備受歧視。更甚者，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8月14日，駐美領事館的陸軍武官譚錦鏞在舊金山的街上被警察掀掉帽子，拉著辮子戲弄和毆打，身為清國的外交官員，他深感士可殺不可辱，最後在領事館吞吸煤氣自盡，成為國際外交史上的悲劇。   孫中山奔走海外時，許多革命志士都紛紛剪掉辮子，留起西裝頭（Bussinessman cut），1911年民國肇建後即斷然廢止「薙髮」，街上的剃頭擔子被理髮店取代。流風所及男士遂把兩側的頭髮剪短或剃光，頂部的頭髮留長，抹油向後梳，在正式的場合搭配西裝和皮鞋，成為上流社會的標準儀容。這種油頭又稱龐巴度髮型（Pompadour），竟然源於一個女人──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龐巴度夫人。   1960年代的影歌星髮型常為年輕人模仿，例如學「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A. Presley），將頂部的頭髮弄得蓬鬆，稱為「飛機頭」；也有人喜歡捲髮，認為可以顯現性感浪漫的氣息；英國搖滾樂團「披頭四」（The Beatles）不僅對現代音樂有著最深遠的影響，他們的拖把式髮型（Mop Top）也曾經流行歐美。在反越戰和崇尚波希米亞主義的年代，興起了「嬉皮」（Hippie）的次文化，年輕人蓄留長髮，不修邊幅，被貼上頹廢的標籤，成為海明威所稱的「失落的一代」。   1969年的台灣民風保守，教育部對中等學校男女學生的頭髮型式與長度予以規範，要求男生以蓄平頭為原則，女生則不得燙髮、髮長不超過後頸髮根，所謂的「清湯掛麵。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要求，男生的平頭多指三分或五分頭，開學時必須通過教官的尺寸，差之毫米常被責令剪短到合格為止，至於女生如此對待，未免太暴殄天物。   當時西門町常有警察取締長髮的行人，凡有看不順眼的，將被送往中山堂附近的市警局理髮部強制修剪。我記得報紙曾經刊登一件社會新聞，某國立大學教授是留美博士，因為頭髮過長慘遭修理，事後他非常氣忿，學校也譴責警方執法過當。不合理髮禁延續到2005年9月纔被解除，從此學校尊重基本人權，不再將髮禁納入校規和懲處，我們這群老頭們不禁怨嘆生不逢時。   理髮是生活的日常，學生時代都是在家庭理髮店解決，最初洗頭是用南僑肥皂，後來纔有了洗髮乳。早期理髮很單純，髮姐憑藉的是頂上功夫，台式的服務較複雜，除了剪髮，也涵蓋刮鬍、修面、掏耳、染燙、搥背、鬆筋等項目，顧客付款後都會敬菸一支。我幾乎不曾抹油吹風，祇有訂婚和結婚，等辦完事就趕快洗頭，我生怕被固定髮型的金屬熱風機燙傷，以及不習慣丹頂髮蠟的味道。   1980年代，台北的市區忽然興起一些「觀光理髮廳」，經過門口望去發現座位總是空的，髮姐不務正業，都在密室裡做「馬殺雞」。1984年，空軍總醫院對面出現一間宮殿式的「文化城」，以出租座椅的方式招徠上百名髮姐，城開不夜，豔名遠播。雖因違規使用和變相從事按摩屢遭取締，仍然紅極一時，1988年終因一場火災結束營業，還給健康路的健康生活。   出國唸書時遇到理髮的問題，小城市的理髮店不好找，還要學會幾句英文用語，纔能正確地描述期望的髮型，因為有些老中講得不清不楚，結果剪了一個怪頭回來。美國的理髮和台灣截然不同，是先洗頭後剪髮，剪完後再用吸塵器除去髮渣，我不習慣這種方式，特別聲明自己洗頭，收費是美金5元，有的老中乾脆對著鏡子剪，為了節省一筆開銷。   在軍中為了好整理，我一向是簡單地理個平頭，都是白天到空軍官校的福利社處理。有一次因有上級要來視察，下班後換上便服，就近在一家附設男士理髮的髮廊修剪，纔剛坐下看報紙，沒注意到她貿然拿起推子，在我的頭上划出一條旱溝，我生氣地反跳起來已經太遲，她連忙賠不是，說以為我是「做兵」的，應該是理五分頭，簡直啼笑皆非，搞不清楚我是空軍上校！   我退伍後去大學教書，怕學生覺得我太嚴肅，纔開始留長頭髮，每次剪髮都是回到住家附近的理髮店。那家店剛開業時有四張理髮椅，讀大學起就固定由老闆娘修剪，幾十年過去了，烏黑的頭髮逐漸稀疏，參差了白髮，她的店換了幾個地點，祇剩下她一人在慘澹經營，說現在的賣場或捷運車站，到處有「百元快剪」，專業理髮已走入黃昏，我平均6個星期去光顧一次，不洗頭，付5百元，給老朋友一點小惠。   以前我對理髮店的紅藍白三色柱（barber pole）惑然不解，經過一番查究始知它的源頭。原來在16世紀的英格蘭理髮師兼做放血的工作，被稱為「理髮醫師」（Barber ?娸urgeons），以為放血可排毒治病，因此理髮店的門前放置一個盛滿血液的罐子，十分噁心。1543年，英王喬治二世成立皇家外科醫學會，禁止理髮師做這種工作，之後旋轉的三色柱取而代之，成為今日理髮店的標誌，紅色代表動脈血，藍色代表靜脈血，白色則指扭曲的繃帶。   最近看了一部有關理髮店的電影，金馬獎影后陸小芬睽違20年後回歸大銀幕，化身職人髮姐，演出「本日公休」的好戲。我也想起柯俊雄和恬妞主演過「警告逃妻」，也是發生在理髮店裡的喜劇故事。

  歲月匆匆，走過人生一段路之後，才發現旅行的意義，早已和年輕時不太一樣。   年輕時出門，總想著要多去幾個地方、多看幾處風景，行程排得滿滿的，深怕錯過什麼。如今再出發，反而喜歡把腳步放慢。遇見喜歡的景色就停一停，累了就找個地方坐一坐，不再追著時間跑，也不再計較一天究竟去了多少景點。   這次旅途中，我們來到古塔前。高大的古塔靜靜矗立在綠樹之間，走過漫長歲月，依然保留著古樸而沉穩的模樣。   站在塔下抬頭望去，忽然覺得，人和一座古塔相比，人生真的只是短短的一程。於是，我們在塔前留下了一張合照。照片裡沒有特別漂亮的衣服，也沒有刻意安排的姿勢，只是很自然地靠在一起。   看著照片，我卻格外喜歡。因為它留下的不只是一趟旅行，而是我們一起走過歲月的模樣。   夫妻相處久了，生活裡更多的是柴米油鹽，是工作與家庭，也是日復一日看似平凡的小事。   一路上難免有意見不同的時候，也曾為生活忙得疲憊，但真正遇到事情時，才知道那個始終陪在身邊的人，有多麼重要。   以前總覺得，幸福應該是很特別、很盛大的事情。年歲漸長後才明白，幸福其實很簡單。早晨醒來彼此平安，三餐有人作伴，偶爾還能一起出門走走；看到美麗的風景時，身旁正好有一個熟悉的人，可以一起欣賞、一起拍照，這就是難得的福氣。   我們都會老，腳步也許有一天不再像現在這麼輕快，所以更想珍惜還能一起出發的日子。想看的地方就去看看，想走的路就慢慢走，不必追求多遠，也不一定要有多精彩。   人生一路走來，看過的風景很多，有些早已模糊，有些卻一直留在心裡。我想，真正讓人難忘的，從來不只是風景有多美，而是在回憶每一段旅程時，都還記得--那一天，我們曾經並肩站在這裡。   歲月向前，風景不停變換。願往後的日子，我們依然有健康的身體、平安的生活，還能像現在一樣，一起走走看看。   因為走到最後才會明白，有人相伴的旅程，就是人生最好的風景。

  「老李，」主任嚴肅地交代，「他是新來的工友，你把每天該做的事一樣一樣告訴他，而且要他牢牢地記住，若有不懂的地方叫他問你，不能有差錯。如果真的無法勝任，就叫他回家，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主任走後，被喚作老李的男人緩緩站起身來，臉上密密麻麻地刻著被歲月與戰火摧殘過的風霜。他是一九四九年隨國軍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在二年台灣，二年馬祖，二年金門不斷地輪調下，最終屆齡退伍只好落腳在金門。他身上穿著一件灰色的中山裝，下身是一條寬大的黑長褲，腳踩著軍中發的舊布鞋。那模樣，顯得格外地蒼老和落寞，看起來也有一點可憐。可不是，以他現在的年齡，如果當年不出來當兵，在老家或許早已兒女成群，甚至過著含飴弄孫的幸福時光，怎麼會在異鄉成為一個孤單的老人？而且為了生存，還必須替軍樂園的姑娘們燒水、煮飯，當「伙頭軍」。   老李平日負責煮飯炒菜和燒水，而且全用煤炭生火。長年累月下來，他渾身上下總散發著一股濃烈的油煙味和煤炭味，一看就知道是伙伕。在王安茨眼裡，這個看起來有點邋遢的退伍老兵，就是他接下來要共同工作的夥伴。他微嘆了一口氣，知道自己的命運，往後為了生活，不得不低聲下氣。因此從現在起，他便是這個俗稱軍中樂園裡的一名員工，每天看到的將是從那些姑娘房間進進出出的軍人，以及一張張塗抹著胭脂且有點滄桑的臉龐。   老李拍拍他的肩膀，告訴他說：「總室裡總共有四個工友。一個負責辦公室的清掃和公文遞送，一個專責外圍的環境衛生。我這個伙伕守著廚房和燒水爐，負責大家的伙食和侍應生的熱水；至於你，往後就專責挑水和提水到侍應生的房裡，早上小姐上班前，每個房間都得備足一桶熱水、一桶冷水。她們每扇房門上都有編號，只要聽見哪號小姐喊著『沒水了』，腳步就得放快些，趕緊過去看看是熱水沒了，還是冷水用完了。   尤其是軍官部5號和士官兵部12號，她們可是這裡的紅牌，生意最好、票房最高，眼睛得放亮點，多注意這兩間的動靜。要是讓這兩位小姐的房間沒水可用，保證會挨一頓臭罵。還有，從明天早上起，你要早一點起床幫忙生火，空閒時還要幫忙把煤炭與黃土和勻，揉捏成圓形狀的煤餅曬乾備用，這樣一旦生起火，才容易燃燒。這些雖然是我這個伙伕的工作，但你年輕，幫我老人家一點忙應該不成問題吧，並不是我老兵欺負你新兵！」   「李叔，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幫忙，絕對不會有問題。」王安茨爽快地說。   「好！你這小伙子夠乾脆，我老李絕不會讓你吃虧。」老李笑著說：「等會兒我先帶你熟悉這裡的環境和工作，只要你用心記，不出幾天就能駕輕就熟了，絕對不會讓你提著行李又回家去。」   「李叔，謝謝你！」   老李當真帶著他轉了一圈，每碰到一位侍應生便熱心介紹。沒幾天，大夥兒都認識了王安茨。而且他的名字好記，長相也不討人厭，加上跟姑娘講話還會臉紅，一副老實的「在室男」模樣，立刻贏得大家的好感。   提起前任工友，大家只有吐口水的份。那傢伙油腔滑調、貪得無厭，不只成天動歪腦筋想吃侍應生的豆腐，連提桶水都想索取小費；侍應生若是不給，大熱天他就提來熱水，寒冬裡則只給溫水。要是找他理論，他總能提出一堆歪理來反駁，大家也拿他沒辦法，因為他是經理遠房親戚的兒子！（二）

  一   一九六一年四月，主政者成立了「國光作業室」，密謀從金門發起反攻的作戰計畫。根據資料顯示，當時的構想是先登陸、然後攻占廈門及港尾半島，再將根據地向閩中、閩北與粵東延伸，最後期盼結合大陸同胞的抗暴，邁向光復大陸的大業。也因為有了這項計畫，這座孤懸於金廈海域的島嶼，駐軍人數一下子擴增到十萬，因此有了十萬大軍之稱。   為了慰藉這群在前線緊繃度日的官兵的性需求，軍方將島上「軍中樂園」的房舍擴充到一百六十五間，並更改名稱為「特約茶室」。如果以爾時的時代背景來推論，或許主政者認為「軍中樂園」一詞非但不能鼓舞軍心，反而會有沉迷於快樂的環境，忘了反攻大陸的歷史使命，讓人有負面的觀感。   而「特約茶室」則可以解釋為特別約定的地方，因為它訂定許多內規。譬如說：非軍人不得入內，購票須出示軍人身分補給證，不得攜帶武器，不得在裡面談論公務以確保軍事機密，每張娛樂票限定三十分鐘，違反規定或滋事者移送軍法論處……等。   對侍應生也有特別的約束，例如：不得接待非軍人，不得洩密，不得擅自離室，不得在外接客或違反地區善良風俗。每星期一必須接受軍醫單位抹片檢查，每三個月抽血檢查，如呈陽性反應必須停業接受治療……等等之約束。如有違反規定而屢勸不聽者，遣送返台。   然而，不論是「軍中樂園」還是「特約茶室」，都是當時經由國防部總政戰部正式核定的法定名稱，牽涉到軍中體制的層級與規範，確實不是地方防衛司令部能單方面裁量改動的。總而言之，軍中樂園名稱較口語化，因此在官兵與民間口耳相傳時更為普及，而且還能朗朗上口。特約茶室語意較為典雅、隱晦，但也因此帶著幾分嚴肅與生硬感。   於是島上每一個師的駐在地，幾乎都設有特約茶室。例如：金東師的「沙美特約茶室」，南雄師的「山外特約茶室」，金中師的「小徑特約茶室」，金西師的「金城特約茶室」，另特別為少校以上軍官設立的「庵前特約茶室」，為休假中心官兵設立的「成功特約茶室」，甚至為了慈湖築堤工程，還設立「安岐機動茶室」，但竣工後就裁撤。   離島的烈嶼雖然只駐守一個師，為了讓第一線官兵方便解決壓抑的性慾，則設有「東林特約茶室」、「青岐特約茶室」與「后宅特約茶室」，加上離島中的離島「大擔特約茶室」，共有四處。還有每三個月一次的東、北碇離島巡迴服務。同時由台北召募站，召募數十位較年輕的侍應生，加入撫慰勞苦功高的三軍將士的行列，以防他們壓抑的性無處發洩而騷擾當地婦女，甚至達不到目的而以暴力相向。   特約茶室的總室設在金城，擁有四十五個房間，是規模最大、侍應生人數最多的一個單位，而且分軍官部與士官兵部。軍官部接待准尉以上軍官，士官兵部只要是軍人均可購票入內娛樂。總室在編制上不僅有經理、事務主任、會計、管理員、售票員、炊事，還有好幾位工友。大家各司其職，辦公、記帳、賣票、煮飯、燒水、提水、打掃環境、送公文，各自守著一方角落，打理著特約茶室的日常。   總而言之，特約茶室就是軍中合法的性交易場所，侍應生也就是軍妓，但跟二次世界大戰的慰安婦是不一樣的，侍應生自願，慰安婦被逼迫。管理幹部多數均為退役軍官轉任，從少尉排長到中校營長都有，但還是要靠關係，並非每一位退伍軍官，都有進入特約茶室服務的機會。   其他諸如售票員、炊事、工友，則是由退伍老兵與在地青年擔任。有些退伍老兵因不願到台灣入住榮民之家，經長官介紹來這裡討生活，大家似乎也見怪不怪；但未婚的在地青年在裡面進進出出，難免會招來鄰里間的指指點點，甚至也擔心年輕人天天跟那些穿著薄紗、塗抹胭脂、灑著香水的侍應生混在一起會學壞。   可是在那個謀生不易的年代，特約茶室的工作可不是人人都有機會進去的。哪怕只是天天幫侍應生燒水、提水供她們接客後清洗下身的工友，也會以九等二級的雇員雇用，一個月不僅有四百塊薪水，外加三百塊伙食費，總共是七百塊。這份收入，比在貧瘠的沙地上務農維生，要安穩厚實得太多了。尤其在那個戒嚴軍管時期，若想出外謀職，要是沒有一點人事關係，任憑是打雜的工友也是難上加難。   一九六二年十月某個單號的傍晚，王安茨的父母結束了一天的山上農事。父親牽著牛、荷著犁走在回家的崎嶇山路上，母親則肩挑「粗桶」跟在後頭。正當兩人即將走進村口時，天空傳來一聲「咻──轟隆」的巨響，一發共軍的砲宣彈不偏不倚落在他們身邊。   這場突如其來的橫禍瞬間奪走兩條人命：父親遭彈體擊中當場離世，母親被「瓦筒片」擊中頭部，最終因失血過多也宣告不治。面對至親驟逝，王安茨跪在父母遺體旁痛哭失聲，即使開口咒罵共產黨沒人性，但人死終究不能復活，任何的咒罵都無濟於事。幸好舅舅出面幫他料理父母的喪事，讓兩位老人家的遺體能入土為安。但無情的砲火已改寫了他的命運，讓他無奈地成為國共軍事對峙下的孤兒，每天以淚洗面、前途茫茫。   即使在父親的調教下剛學會扶犁，也能挑起兩桶水肥；但若真要以農耕維持生計，並沒有那麼簡單。農夫憑的是歲月與風霜積累的智慧，何時播種、何時施肥、何時該做何事，全寫在他們的經驗裡，絕非一朝一夕能立竿見影，或是一蹴可幾。而且還得看老天爺的臉色，假如不下雨，田裡的作物勢必會被枯死，到時休想有地瓜湯可喝。   幸而，村裡那位看著他長大的副村長動了惻隱之心。私底下透過當年在軍中的老長官，硬是在那個是非不斷、嚴禁非軍人進入的「特約茶室」裡，為王安茨謀得一份工友的工作。那地方雖然掛著「特約茶室金城總室」的招牌，不明就裡的人或許會誤以為是喝茶聊天的所在，想不到竟是一個販賣靈肉的地方，怎麼看都不適合一個心智未開的青少年在裡面工作。   起初王安茨有些猶豫，副村長也看穿了他的心思，嘆了一口氣，拍著他的肩膀苦口婆心地勸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別的不說，至少每餐都有大米飯可吃，每個月有四百塊薪水和三百塊伙食費可領，還有地方可以住。生在這個烽火連天的亂世，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要是錯過這個機會，你只能守著這棟破房子，天天在田裡被風吹雨打太陽曬，餐餐喝地瓜湯度日。難道這樣會比較好嗎？」   幾經考慮，在現實的生活與對未來的茫然下，終究壓過了他的自尊。王安茨咬著牙點了點頭，然後走進大廳，燃起三炷香向祖龕裡的列祖列宗、以及尚未「請入龕」的父母神主牌位稟告，離開家出外謀生只是暫時的，這棟古厝和山上的田地才是他的根本，他永遠不會忘記。於是經過副村長的連繫，幾天後他便提著簡單的行李，懷著忐忑的心情，隻身前往金城總室報到。   報到當天，金城總室的事務主任斜靠在辦公桌旁，目光卻在王安茨身上上下打量。眼前這個少年不僅年紀輕、個子又矮，也有一點營養不良的跡象，不免懷疑他那細瘦的手臂能否提起一桶沉重的水。雖然這是上級交辦，但他心裡還是有盤算：試用幾天後若無法勝任，就隨便找個理由叫他回家，免得耽誤了公事，也對長官有一個交代。   「你提得動一桶水嗎？」事務主任的語氣有些懷疑，而且帶著一絲冷漠地問。   「我在家裡天天挑水澆菜，而且每次都是挑滿滿的兩桶。」王安茨連忙回答。   「挑水跟提水是兩回事，在我們這裡工作，每天除了挑水也要提水，全憑個人的本事，因為沒人會有閒工夫幫忙你，這點你可要考慮清楚。」   唯恐這份工作在進門第一天就給搞砸，王安茨趕緊挺起胸膛，大聲表態：「主任，我不但挑得動兩桶水，提水也絕對沒問題！」   看著他眼裡的誠懇和倔強，主任這才轉身帶他穿過曲折的走廊，來到瀰漫著濃煙的燒水間。此時，一個瘦弱的身影正蹲在爐前掏煤灰，一看就知道是退伍老兵，說不定在軍中還是打理著百餘人伙食的炊事班長。（一）

  「文宣放信箱，門鈴不要響。你給我安靜，我祝你選上！」   九合一選舉的選戰越來越火熱，候選人的走路工正挨家挨戶，密集地發送宣傳單。   近年來，我在閭中深居高臥，門雖設而常關，一惟好靜而已。由於不喜歡被打擾，於是便在門側貼了一張便條，提醒走路工或候選人留下政見就好，別按門鈴，以免多此一舉。   此時無聲勝有聲！有時候，門鈴多響一聲，選票多掉一趴，不可不慎！

  有些歲月並未真正遠去，只是沉入一座島的風裡，等著故人再次回來。   秋風吹過金門，高粱田泛起一層細碎的波光。我陪父親、妻子文娟、女兒彥彥，以及熱愛攝影的陳老師，再一次踏上這座島。對父親而言，這不只是一趟旅行，而是隔了半個世紀，重新走回青春曾經停留的地方。   在地老友游班長帶著我們穿過一條雜草掩映的小徑。車子慢慢駛近舊營區，花崗岩壁在陽光下泛著灰白的冷光，坑道口靜靜伏在山腳，彷彿從未離開。   父親下了車，原本一路少言的他，忽然停下腳步。   「就是這裡。」   短短三個字，卻像一把鑰匙，打開了塵封多年的門。   他伸手摸著坑道粗糙的岩壁，說起當年工兵連的日子。那時，他們年輕得很，扛著工具，在沒有太多機械設備的年代，一點一點鑿開堅硬的花崗岩。十幾歲的青春，就這樣埋在粉塵、汗水與震耳的爆破聲裡。   我站在一旁聽著，忽然覺得眼前的父親與記憶中的那個年輕士兵重疊了。   歲月改變了他的頭髮、臉上的線條，卻沒有帶走那段青春。   我們走進坑道，腳下碎石發出輕微的聲響。陰影裡仍留著戰地歲月的氣息，而從坑道口斜斜落進來的陽光，正好照在父親肩上。   走到一處舊崗哨前，他忽然站直身子。   下一刻，右手抬起，敬了一個軍禮。   沒有命令，沒有口號，只有一個老人，向他曾經的青春敬禮。   陳老師趕緊舉起相機。快門聲在安靜的坑道裡輕輕響了一下。鏡頭裡，兩鬢斑白的父親站在斑駁的岩壁前；身後，是半世紀前他曾經守望過的金門。 　　彥彥站在我身旁，沒有說話，只是緊緊拉著媽媽的手。   我忽然明白，所謂傳承，有時不需要刻意說明。讓孩子看見爺爺曾經走過的路，知道一個人的青春曾如何與一座島嶼相連，便已經足夠。   傍晚，我們回到街上吃飯。桌上的海鮮冒著熱氣，父親談起當年的同袍，偶爾笑得像個年輕人。窗外的金門已沒有昔日的槍聲，只有晚風從街巷慢慢吹過。   我看著父親，忽然覺得這趟歸營真正要尋找的，並不是一座消失的營區，也不是一個早已模糊的番號。   我們尋找的，是時間深處那個仍然年輕的他，而金門，替他把那段青春，好好留到了今天。

我轉過一座山， 又。告別了一座， 那屬於心靈的聖地，又會在哪兒呢？ 喜馬拉雅山上的雪，落在誰的心頭上不化， 那山洞裡的瑜伽士，你還會在那裡嗎？ 轉經輪繞得青藏的雪都飛揚， 我嘗試用生疏的藏語打聽你的去向， 過去的母語，卻成了今世的囈語， 我向風喊著： 「斯科爾拉、斯科爾拉」（意：轉） 千萬年的轉世，你還在等我嗎？ 冬季，它不該的早來， 凍瘡的手腳已經分不清楚有無， 甘，苦，愛，離， 那不正是我縱身一躍的去向？ 再慢一點吧，涅槃， 眼看天色又要黑了， 轉吧，轉吧，我枯黃的思念。

　　六十年的光陰，像一頁頁被歲月翻黃的書冊，靜靜躺在時光深處。 　　而我，也在母校走過一甲子的此刻，重新打開記憶的扉頁。那些塵封已久的寧中歲月，忽然如春風拂過老樹，片片葉影甦醒；又像海風吹動舊窗，讓沉睡半世紀的青春聲音，再一次清晰地回響耳際。 　　那是五月初的一個清晨。 　　雨後的中山林，微涼而清潤，草木帶著露水的氣息。我與內人一如往常，在林間緩步慢跑。晨霧淡淡浮動，遠處樹影婆娑。就在那片靜謐之中，又遇翁炳賜老師。他笑著告訴我：「今年，是寧中六十週年了，學校正在籌備紀念專刊。」一句話，像一把鑰匙，忽然打開我心中塵封多年的門。 　　回到家後，我翻出了那本收藏多年的綠色封面畢業同學錄。 　　透明封套早已龜裂泛黃，歲月在它身上留下深深痕跡；然而當我輕輕翻開內頁，蔡世炎校長當年的題詞，依然端正清晰： 「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益宏，時時不放過自己則學益密。」 　　短短數語，竟像穿越半世紀的燈火，再一次照亮我年少的心。 　　於是，記憶開始緩緩倒流。 　　那是一個貧困卻純真的年代。 　　民國五十六年，我仍是小學四年級學生，因校舍不足，我們曾借用盤山下堡西宗祠上課。後來才知道，原來寧中的第一屆學長們，也曾在那裡借讀。母校草創之初，校舍未成，許多學生遠赴金沙求學；直到後來，才輾轉回到盤山，以宗祠與民宅為教室，在風雨飄搖中延續求學的希望。那不只是學校草創的歷史，更是一代人以艱辛灌溉教育的歲月。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我成了寧中第六屆學生。 　　那時的校園還很荒蕪。教室後方是一整片的木麻黃林，風一吹，樹聲低沉如海潮。運動場尚未完成，三年級時，我們每週都得拿著鋤頭，協助開闢。汗水滴落紅土，也滴進青春歲月裡。那時從未想過，多年後回憶起來，那竟是生命裡最純粹而珍貴的風景。 　　我家住在盤山下堡，每天到位於湖南高地下的母校，來回四、五公里。 　　家境不好，買不起腳踏車，只能與同學徒步上學。清晨，我們穿越樹林，踩過小徑，繞過老師宿舍，再一步步走進校園。那條路很長，卻承載著少年所有的夢想。 　　後來，我們學著騎腳踏車。 　　租來的大車高得驚人，我們根本坐不上座墊，只能把腳穿過三角架，歪著身子勉強踩踏。摔倒，是家常便飯；膝蓋的傷痕，像青春的勳章。後來有人想到，把扁擔橫綁在後座，車倒時能撐住車身，不致壓傷腳。那是貧窮年代孩子們的小智慧，也是艱難歲月裡最頑強的生命力。 　　而湖南高地，始終是我們青春最深刻的考驗。 　　每天上學，我們氣喘吁吁地踩著踏板，奮力爬坡；到了坡頂，才能順著下坡一路滑向學校。放學時，老師又嚴格要求我們推車上坡後，才能騎回家。那段與地心引力對抗的歲月，如今回想，竟像人生最早的修行。老師不只是教書，他們也在教我們：人生沒有平白得來的輕鬆，每一段下坡之前，都必須先努力攀登。 　　那個年代，窮，是所有人的共同記憶。 　　制服總得買大一號，希望能多穿幾年；鞋子常是從垃圾堆裡撿來的舊軍鞋，再染成黑色繼續穿。若母親能買一雙「中國強」球鞋，我便能高興好多天。午餐大多是地瓜飯配自家種的南瓜，或祖母用灶火餘燼焗熟的滷花生。福利社熱騰騰的肉包香氣四溢，我只能吞著口水走過。可即使如此，那時的我們，依舊單純快樂。因為貧窮雖然清苦，卻沒有奪走我們心中的希望，更能激發自己奮發向上的鬥志。 　　我始終忘不了教室後方那道高高的紅土堤防。 　　一排排木麻黃挺立其上，像沉默守護校園的戰士。冬天時，它們替我們擋住寒風；冷戰歲月裡，也彷彿替我們阻隔外界的不安。站在堤防遠望，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安定感，像母親溫暖的懷抱。那時的我們並不懂未來，但都曾在風裡，默默想像自己的遠方。 　　後來，我們畢業了。 　　有人遠行，有人留鄉；有人奔赴城市，有人漂泊海外。人生像學校堤後雨水滿溢後流向湖尾溪，終究各自奔向不同的方向。可無論走得多遠，心裡始終有一處地方，留著寧中的鐘聲與木麻黃的風聲。 　　民國一○八年六月八日，我召集第六屆同學87人返校聚會。 　　那一天下午，一群白髮漸生的老同學，再次踏進校園。走廊依舊，土堤依舊，校門依舊，只是青春早已遠去。有人看著教室默默不語；有人對著泛黃照片笑著落淚。當寧中校歌「太武巍峨，雙鯉漪翠，立學於斯，為民樹規，審此任重道遠……」在會場響起時，我忽然覺得，我們不是回到一所學校，而是回到自己生命最初的地方。 　　那天，我們也共同捐款回饋母校。 　　因為我們終於明白，人生能走多遠，從來不只是自己的努力。那些年，若沒有老師們燃燒自己、照亮學生，我們這群來自貧寒家庭的孩子，或許無法走出人生的困境，更不可能走向後來的天地。 　　多年後再讀畢業紀念冊上的致謝詞，我依然深受震動： 　　「老師們用愛心灌溉我們的心田，用耐性填補我們的空虛；他們點燃自己，照亮別人，將我們從愚昧無知的孩童，引向光明璀璨的前程。」 　　如今想來，師恩從來不是一句感謝便能說盡。 　　那是一盞燈，在我們最黑暗時照亮方向；是一座橋，讓我們跨越貧困與無知；更是一雙手，在我們跌跌撞撞的人生路上，始終默默扶持。 　　我一生歷任金門縣政府多項高階職務，當過財政、建設、稅務局長、參議等，乃至擔任縣市地方政府最高文官的金門縣議會秘書長。若說人生曾有些微成就，我始終相信，根源都來自寧中三年的啟蒙與師長的教誨。沒有當年老師們的孜孜不倦，便沒有後來的我。 　　而今，歲月倏忽，華髮已生。 　　回首往事，最難忘的，仍是那段貧窮卻溫暖的寧中歲月。那些在紅土操場奔跑的少年、在木麻黃下朗讀的身影、在寒風裡推著腳踏車爬坡的汗水，都早已成為生命最深的印記。 　　六十年的寧中，像一棵歷經風霜的大樹。 　　而我們，都是曾在樹下乘涼的孩子。 　　願母校弦歌不輟，校運昌隆；願師道長存，春風永駐；也願所有走出寧中小的學子，無論身在何方，都永遠記得──人生最初那道照亮前路的光，曾來自金寧中小學的教室窗前。

旅行中，近晚的天色喚醒城巿的燈光 老城區的老教堂 青石斜坡的老路牆角 一張關於青虎斑貓的貼文啟事 貓去哪裡了？ 一隻貓走失在城裡了怎麼辦？ 街道會變得著急嗎？ 教堂裡的聖母會憂傷起來嗎？ 廣場中的噴水池會持續抽咽嗎？ 貓看著鏡頭（她／他叫Yuki，那是幾時照的？） 谷歌替她翻譯一串文字 一會兒說：我也去旅行了 一會兒說：我也有自己的活法 一會兒說：我選擇了我自己 一會兒說：咦，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嗎？ 失去貓的家說見到她 請不要餵她，請不要收留她 請讓她自己回家 可是-- 人們不知道貓怎麼定義家 有時，連人自己也不知道 正如我說 我就要回家了 我家外面也有一隻青虎斑貓 她每天都來找我 有時一天四次、五次 我想問她： 貓真的會走失嗎？ 有沒有看透了世情而一去不回的貓？ 如果，連貓都會迷失 那還有清楚自己是誰的人嗎？ 啊！ 貓去哪裡了？ 貓正在做什麼？ 我就要回家了 我這一隻男人的家外面 也有一隻天天來找我的貓 我好想貓。 我好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