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地斥鹵而瘠，田不足耕，近山者多耕，近海者耕而兼漁。水田稀少，所耕者皆堯角山園，栽種雜糧、番薯、落花生、豆，且常苦旱歉登。」金門縣志上清楚地記載著，早年金門的貧瘠狀況。先天條件不足的金門人，為求溫飽，唯有向外發展一途。

金門縣志華僑志記載，明嘉靖(西元一五二二年)以後，由於倭寇已平，海上交通頻繁，加上當時泉州為對外洋貿易大港，金門鄉親開始向外發展，而金門的一頁移民史也正式揭開序幕。

明末鄭芝龍縱橫海上，金門人往來台、澎、日本者絡繹不絕。清兵入關，不少金門人隨鄭成功東渡台灣，更多的金門鄉親則遠避南洋；清道光年間(西元一八四三年)，海禁大開，廈門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金廈咫尺，藉道前往南洋者，如過江之鯽。

清同治年間，災害頻仍，許多鄉親相率逃荒，大規模南渡謀生；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八年，國內政局動盪，加上出國不需任何手續，而南洋群島商業繁榮，對入境也沒有限制，因此，金門鄉親大量移民海外。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日軍侵華，十月金門淪陷，鄉親為免遭日寇蹂躪，相偕逃難，不少人又輾轉逃至南洋。

這些遠渡重洋的出洋鄉親，離開故土時，正當青春年少，做苦力，賺取微薄的血汗錢，再按月匯寄工資，養活一家老小；稍有積蓄後，返鄉奉父母之命成親，再告別父母、妻子，繼續落番下南洋；辛苦大半輩子後，落葉歸根，返金安老。

但能如此幸運的，十無一二，大部分的人窮途潦倒，老死異鄉，化為一堆無名白骨。故俗諺：「六亡、三在、一回頭」，鄉親出洋打拚的艱難可見一斑。

這些出洋客的處境有多艱辛？在楊松年所著的「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以及江柏煒所著的「閩粵僑鄉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中，可以清楚看見。早期被稱為「苦力、豬仔」的契約勞工，往往被送到荒僻的地區工作，勞動環境甚差，死亡率相當高，後期的自由勞工雖人處境較佳，選擇職業的彈性較大，但辛苦依舊。

這些勞工，從登船開始，就展開悲慘的命運，船艙擁擠，勞工們只能「屈膝而坐，夜則交股架足而眠」，而衛生條件差，能活著到達工作地點的，數目極少，中途死亡的比例相當高，境況甚為悽慘。幸運撐到工作地點的，也因為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差，常遭受瘴氣、猛獸威脅，如果不幸又染上賭博、吸食鴉片惡習，幾乎永無翻身之日。

也正因為落番鄉僑處境艱辛，賺錢不易，鄉親在收到僑匯時，都稱它是「典夫子賣子錢」。看似風光的僑匯背後，其實，都是一段段鄉親出洋的血淚史。

不過，在前仆後繼的金門出洋客中，也曾出現若干叱吒風雲的金門鄉親，包括：新加坡大華銀行的黃慶昌、黃祖耀父子；肥皂王蔡嘉種；南洋工商之父林則揚等，赤手空拳開創出自己璀璨天地的故事，一直鼓舞著一波又一波的出洋客。

勤奮簡樸的金門出洋客，將所得儲蓄下來，定期寄返家鄉。僑匯經濟除維持家計生活、贍養族人、翻修祖厝及寺廟外，也廣泛地支持公益慈善事業，促進了僑鄉的現代化。在金門，教育尤受重視，在僑匯全盛時，幾乎一村一校，如水頭金水小學、后浦的金門公學、碧山睿友學校等。

遠赴外洋謀生，事業有成的出洋客，為光宗耀祖，都不忘返鄉打造一座美輪美奐的新洋樓。因為受僑居地影響，特別將僑居地建築樣式與閩南地方傳統建築結合，成了中西合併的洋樓建築，金門人稱為「番仔樓」。

在大小金門的一六八個聚落中，已發現五十一個聚落有洋樓建築分佈，合計洋樓總數為一三二個，其中，大金門就有一二四個。

融合中西風格的洋樓建築，刻劃的，正是出洋客包容而務實的人生哲學。在闊別原鄉數十載後，洋樓，也成為功成名就的金門出洋客，思念故土的具體展現。而這些為家人勇敢「落番」的出洋鄉親，在異鄉的奮鬥歷程，也隨著一幢幢的「番仔樓」流傳，成為這島嶼最淒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