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居住正義」這個詞經常成為選舉的關鍵詞，甚至是政見中的「標配」。而實現居住正義的手法，或者說，老百姓聽得懂的所謂「居住正義」，就幾乎等同於廣蓋「社會住宅」或者「國宅」，抑或是採用新加坡及德國的「廉租及不得轉售房」政策。
　 而每當提及制度改革時，輿論的焦點也多集中在「高房價」議題上，而且多數人對「租屋」政策意願不高，因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已經深深烙印在中國人腦海中。因此，在推動社會住宅時，有人主張「只租不賣的東西不須蓋太多，人終究渴望擁有自己的房產，而不是有年限的租房而已」。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事實上，沒有家族或父輩庇蔭的年輕人，沒有二、三十年以上，是很難擁有自己小蝸牛殼的。這也是年輕人成片的不婚，新生兒人口銳減，而社會人口快速老齡化的最根本原因。
　 但是，看起來好像不是很難的「廣建社會住宅」，為什麼推動起來會困難重重呢？連號稱有「亞斯伯格」執拗性格、聰明無比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無法一帆風順的落實其社會住宅政策，而政府直接或補助興建、或民間擁有合於居住標準的泛社會住宅，也多被定調採「只租不賣」的方式。這種方式，當然與一般人希望擁有「斯土斯財」的期待有落差。其根本原因是，只租不賣對現有已經高企的房地產市場衝擊最小。所以，如何落實「居住正義」，實則涉及對於不同社會「階層」，對於自身所謂「正義」的期待與理解。
　 也就是說，位於底層的無殼蝸牛，希望房價越低越好，他們認為的「正義」就是讓自己買得起房；而已經擁有房子的，不管是個人、投資人或是建商、開發商，則是希望房價越高越好，他們認為所謂的「正義」，是公平、均等的機會，他們認為房價上漲，賺大錢是自己的眼光與本事；他們認為政府不應該打壓房地產，去迎合那些買不起房的。
　 如此這般，各有各的正義主張，到底應該遵循誰的呢？在信奉資本主義社會的台灣，當然是遵循「資本」的主張（也就是財團和有錢、有權人的主張）；於是，房價當然就蹭蹭地往上漲了；但是，台灣又是個權力來源於選舉的地方，最可憐、最卑微的百姓，都人手一張選票，於是，看在選票的份上，又不得不把底層的「窮人正義邏輯」也應付應付，於是，各種儘量不會碰觸利益階層的社會住宅政策，就以「居住正義」的身型粉墨登場了。
　 柏拉圖的理想國曾經提到三種被他駁斥的「正義觀」（正義邏輯）：認為：一、正義就是懲惡揚善；二、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三、正義是一種契約，正義的本質是最好和最壞的一種折中。所謂「最好」是「幹了壞事而不受懲罰」，而所謂「最壞」就是「受了罪而沒辦法報復」。這是柏拉圖哥哥克勞孔提出，他認為正義的起源是一種「契約」，是「對人性的約束」。這主張坦白說，在資本為惡的社會還是蠻正確的。
　 是故，任何執政者，能夠打破資本為惡卻還偽善地以「正義」橫行；能夠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弈下，「折中」從「強者的利益」中分出一小部份給弱者，就是無上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