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堯山堂外紀》、《七修類稿》及<挽文丞相>之問題
盧若騰、林霍、阮旻錫皆謂《堯山堂外紀》為首將<卻聘詩>作者歸給楊維楨，致令<卻聘詩>作者由邱葵變而為楊維楨。按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七<楊維楨>條：
　洪武初，聖祖將召楊維楨用之，令近臣促入京師，維楨托疾固辭，作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台。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栽。』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遂縱之。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明萬曆乙巳三十三年（一六○五)已有晉陵蔣氏刊本，其年代較張日益作<訪邱釣磯先生故居記>更早，故《堯山堂外紀》中之<卻聘詩>資料，與張日益、盧若騰、林霍等人之搜羅《釣磯詩集》，絕無瓜葛，故林霍乃有「不知《外紀》何從得此」之語。
筆者經過考索，發現被盧若騰、林霍等人指為「禍首」的《堯山堂外記》，其實並不是第一個將<卻聘詩>作者歸於楊維楨的人，此事在郎瑛《七修類稿·辯證類》卷二十一<楊鐵崖詩>條中，即有相關的記載：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楨廉夫，號鐵崖，博學能文，山陰人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一日，朝廷頒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貝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
按陳仕賢<七修類稿原序>：「杭庠士郎生瑛，學待門而不遇，著《七修類稿》若干卷，寓閩諸縉紳為梓其傳」。又是書<出版說明>云：
郎瑛，字仁寶，浙江仁和人。他出生於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尚健在，……《七修類稿》五十一卷大約在嘉靖中由福建建安的書坊刻印問世，目錄後附有作者的一個告白，稱：「拙稿初為備忘(謬陋不計)討論，相知輾轉錄出，昨承諸公刊之於閩，愧罪不勝，字有乙者、漏者、魚魯者、目錄不對而間斷失散者，由書者非人而刻非一時，貧賤未能更也，願覽者情照而教焉。」
可見《七修類稿》較《堯山堂外紀》之刊刻要早了將近四、五十年，是最早將<卻聘詩>作者歸於楊維楨的人。又盧文弨<書《七修類 》後>云：
此書初刻於閩中，仁寶題目錄後云：「書者非人，漏誤甚多，貧賤未能更也。」……仁寶讀書好古，勤於纂輯，而虛懷樂善，甚望友朋之益，題諸座閒，以求規正，其志不可謂不誠矣。……使當日有人焉，為之約其精華，刪其觕駁，資其考鏡，……；即卷軸不必如是之多，而要可與《賓退》、《揮麈》、《輟耕》諸錄頡頏矣。
由上可知，郎瑛此書漏誤難免，故其記載「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則是實無其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刻於「閩中」，如果邱葵<卻聘詩>實如林霍、阮旻錫等人所說，是「海邊童叟咸能誦之，其相傳久矣」的話，何以《七修類稿》刊行後數十年間，全閩竟無一人加以駁斥，而要到盧若騰、林霍時，才來為邱葵抱屈?故此點顯然是一大疑問。
其次，石遺老人陳衍《元詩紀事》卷十六收錄楊維楨<席上作>，其文云：
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遵聞錄》：張士誠以厚幣招楊廉夫甚急，勉行至姑蘇。適元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廉夫因飲御酒，遂作詩云云。士誠聞之默然，遂不強留。
《七修類稿》：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一日，朝廷頒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塵桌一絕云云。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託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云：「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期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旁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貝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或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案：《堯山堂外紀》載楊鐵崖不赴召，有詩「商山」云云。明太祖閱之，乃云：「老蠻子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即鐵崖集亦載此作，特句法小異。《七修類 》至有作詩縊死云云。不知太祖初即位，遣詹同文幣徵，維楨賦<老客婦謠>以見志，故宋景濂有「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之句。若「商山」「黃石」一詩，乃福建邱葵，為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而作，見本集，題為<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幣不出有述>。林霍詩話亦載是詩。《同安縣志》邱葵載入<儒林>，亦有<卻聘述>詩事，卒後配享朱子祠。更按《閩書》稱宋末科舉廢，葵杜門勵學，居海嶼中，自號釣磯翁，著書甚夥。
陳衍認為：「若『商山』『黃石』一詩，乃福建邱葵，為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而作，見本集，題為<御史馬伯庸達魯花赤徵幣不出有述>。林霍《詩話》亦載是詩。」但陳衍此處所說，仔細追究，又與其《元詩紀事》卷十一載錄虞集<挽文丞相>詩末所云，有自相矛盾之處，<挽文丞相>詩云：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輟耕錄》：讀此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元詩選》：楊鐵崖洪武初不赴召詩「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開」，全用此詩頷聯。《列朝詩集》所載一本云：「商山本為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豈鐵崖知襲用前人之非，後乃自改耶?鐵崖豔詩有全寫韓冬郎者，英雄欺人，不可以訓。偶因此詩而并及之。
陳衍此處引《元詩選》並謂「楊鐵崖洪武初不赴召詩『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開』，全用此詩頷聯。《列朝詩集》所載一本云：『商山本為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豈鐵崖知襲用前人之非，後乃自改耶?」可見在此段中，陳衍明白認為，<卻聘詩>中的「子房」、「諸葛」或「商山」、「黃石」等，字句雖有異同，但溯其源頭則是來自虞集的<挽文丞相>詩。
　陳衍就同一<卻聘詩>，卻有兩種不同說法，而兩種說法是不能並存的，可見其疏誤之處亦至為明顯。故而，究竟<卻聘詩>為邱葵所作?或為楊維楨襲用虞集之句子而成，仍是一個問題。
按：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號邵庵，又號道園，為元代著名文學家。虞集的時代，稍後於邱葵，如<卻聘詩>作於<挽文丞相>之前，則虞集便有襲用<卻聘詩>句子之嫌，以虞集文名之盛，果其有涉及襲用之事，勢必引人注目或提及，但文獻中未見有人指稱虞集襲用<卻聘詩>，故此一推論也難以成立。反言之，當說是<卻聘詩>襲用了<挽文丞相>詩，較為合理。
也就是說，單就此點而論，<卻聘詩>當非邱葵所作，否則，以虞集為一代文宗之身分與地位，如其襲用邱葵<卻聘詩>詩句，則邱葵當早已揚名於世，不致於久湮不彰、聲氣如此寥落了。
綜合以上所述，姑暫不論個別字辭之差異，<卻聘詩>「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與虞集<挽文丞相>「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實有雷同之處。而從盧若騰、林霍、到阮旻錫，其持<卻聘詩>為邱葵所作者，皆未論及《七修類稿》以及虞集<挽文丞相>詩這二條重要史料，而只是圍繞著《堯山堂外紀》議論，故即就證據資料而言，盧若騰、林霍、阮旻錫之意見，其漏洞之多，實已難令人信服。
(二)楊維楨之問題
盧若騰、林霍、阮旻錫皆謂<卻聘詩>為邱葵、而非楊維楨所作，並舉證歷歷，陳述<卻聘詩>不能歸於楊維楨之理由。然而，詳細探討盧若騰、林霍、阮旻錫之論點，罅隙實多，亦難以成為定論。
楊維楨(一二九六~一三七○)，字廉夫，山陰人。《明史·文苑傳》載其事：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太祖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翰林詹同奉幣詣門，維楨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一章進禦，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敘便例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史館冑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之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