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楨為元末著名詩人，引領風騷，名擅一時，號鐵崖體，古樂府尤稱名家。著有《春秋合題著說》、《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麗則遺音》等。楊維楨是元朝進士，且曾著「《正統辯》千餘言，總裁官歐陽元功讀且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以當時的君臣大義來說，楊維楨不受明祖之詔，不作明朝的官，而以元朝遺老自居，也是事理之必然。
錢穆亦曾謂：「明祖之待元臣，實不可謂不寬大，而當時士大夫之忘其為華裔，僅知曾食元祿，亦可見世風士行之一斑矣。」又稱楊維楨為「無意屈節於明廷者」。蓋元朝舊臣，不仕明朝，此實為當時之風氣，故宋濂稱楊維楨「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推崇之意，不在言下。循此理路，若說楊維楨有類似<卻聘詩>此種不入新朝的心態，是絕對沒有疑義的。
復次，談到林霍對<卻聘詩>文字的詮釋，並由此而否認楊維楨是此詩作者的問題。筆者認為，僅就<卻聘詩>的內涵而言，結合楊維楨卻明太祖聘之事，楊維楨也有可能是<卻聘詩>的作者。而阮旻錫也已察覺林霍之解釋，有所偏頗，故持調停之論，而謂：「邱釣磯為宋秀才，不赴元世祖之徵；楊鐵崖為元進士，不受明太祖之職。其志節大抵相類，故遂以<卻聘詩>冒入《鐵崖集》中。」阮旻錫「冒入」之說，雖仍未足以成為定論，但至少已可證實林霍責楊維楨「非終不出者」此一論點，實在無法成立。
復次，林霍謂楊維楨乃「元進士」，邱葵為「宋秀才」，故「天子書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台」之「秀才」，只有邱葵才符合此身份。但事實上，是林霍誤解了「秀才」的意思，「秀才」在宋朝至明初，其意義是泛指「讀書人」，並非中了「進士」，就不能稱「秀才」。趙翼《陔餘叢考》云：
宋時凡應舉者，固無不稱秀才矣。元虞集為文宗草詔，謂順帝非明宗子，順帝登極欲殺之，脫脫在旁曰：「彼有文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之。洪武中，選國子生才高者，命博極群書，以備大用，帝呼之曰「老秀才」。可見元明以來，「秀才」為讀書者之通稱。
由上可見，林霍以「宋秀才」、「元進士」為理由，推論<卻聘詩>為邱葵所作，亦無法成立。
因此，歸根究底，林霍站在明人的立場，就個別字句詮釋站在元人立場的楊維楨，自然發覺到處格格不入，進而否認<卻聘詩>為其所作，其實是站不住腳的。也就是說，從上述對文字語意的解析來看，楊維楨絕對有資格作為<卻聘詩>的作者。
(三)御史馬伯庸之問題
盧若騰、林霍、阮旻錫對於<卻聘詩>為邱葵所作，言之鑿鑿，但對於<卻聘詩>、即<御史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中的另一個主角人物馬伯庸，卻絲毫未加以關注，這也其立論的一個大漏洞。如馬伯庸是誰？是否到過閩南？何時去閩南？相關的材料和證據是否可支持馬伯庸確實有閩南之行、及徵幣邱葵之舉呢？茲說明如下：
馬伯庸(一二七九─一三三八)，名祖常，其人乃元時文壇領袖之一，其事蹟備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馬祖常傳>：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淨州天山。……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于光州。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元統元年(一三三三)，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至元四年卒(一三三八)，年六十。……
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于世。……文宗嘗駐驆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唯祖常云。
馬伯庸為元朝一代之文壇領袖，《四庫全書》收有其詩文集《石田集》十五卷。<石田集提要>云「延祐以後為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數人為之巨擘。」 又據陳旅<石田集序>文，可知馬伯庸於延祐中因事入閩。
據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錄宋本(字誠夫)<舶上謠>十首，其自註云：「送伯庸以蕃貨事奉使閩淛」；又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三一<鄭氏毛詩序>云：「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于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
案以上兩條材料，亦見於曹永和院士《中國海洋史論集》<明洪武期的中琉關係>一文中，依曹永和之說，泉州為元時海外貿易之最大港口，仁宗延祐元年曾開下蕃市舶之禁，延祐七年又罷市舶司，故馬伯庸至閩南，當在延祐年間(一三一四-一三二○)，而其至泉南的任務為「閱海貨」，故依上述記載，馬伯庸至閩南的時、地、物皆於文獻有徵，為不移之事實。
而回到文獻所述馬伯庸訪薦邱葵之年代，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謂：「元世祖聞其名，遣御史馬伯庸與達嚕噶齊奉幣徵聘不出，賦詩見志。……卻聘時當七十餘歲矣。」
案：元世祖忽必烈確曾派遣程鉅夫至江南求賢，仍而名列徵召之名單，三十人中並無邱葵之名。再者，元世祖死時(一二九四)，馬伯庸其時不過十六歲，故李清馥謂元世祖遣馬伯庸徵幣之說，乃不可能之事，可無庸贅論。然而，馬伯庸至泉南時，既在延祐年間，則是時邱葵當七十一至七十七歲之間，李清馥謂「卻聘時當七十餘歲矣」，年齡上有相符之處，但這並表示李清馥的說法可以成立。
再就林霍<釣磯詩集序>所言「至馬伯庸與達魯花赤徵幣不出之詩，次在<八十有四吟>之下，可謂久幽不改其操矣。」是林霍以為馬伯庸奉詔南來徵聘時，邱葵已至少八十四歲，即以八十四歲計，則此年當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一三二七)。然而，細考泰定四年，並無馬伯庸在泉南的縱跡與記載，故林霍推論之邱葵<卻聘詩>創作之年代，亦無法成立。
而且，以馬伯庸當時文壇之聲名，如其真有徵幣邱葵之情實，何以集中無一詩文提及此事，亦屬可怪。因此，關於馬伯庸的問題，事實上，從盧若騰、林霍、到阮旻錫，以及今世論及<卻聘詩>者，都未曾加以深思、剖析，故筆者在此特為拈出，亦以證明盧若騰、林霍、阮旻錫之將<卻聘詩>歸給邱葵，其說法既缺乏有力的證據，又預存著先見，故雖極力主張邱葵為<卻聘詩>之作者，但到底所持之立論，仍是無法成立。
(四)小結
總結上面所述，盧若騰、林霍、阮旻錫等閩地學者一致認定<卻聘詩>的作者是邱葵，但站在證據的立場，這個立論仍須以「存疑」來對待。首先，有關邱葵<卻聘詩>之情節，其所見之文獻，皆在盧若騰、林霍師徒搜羅、編集《釣磯詩集》之後，此事已耐人尋味。其次，嚴格說來，謂馬伯庸奉幣徵召邱葵，驗諸當時史料，實乏確證；且邱葵有<答城人友人相勉求官>詩，如邱葵真為元廷所重，當不致有「求官」字眼出現，亦不必屈就於「村學」而自嘲如「村學究」了。
故筆者認為，從史料所顯現的，<卻聘詩>固然未必是楊維楨所作，但若將其歸為邱葵所作，其理由更加不充分也不完整，故不宜驟將<卻聘詩>歸於邱葵之作，或以<卻聘詩>作為評斷邱葵一生行藏之證據與材料。當然，無論此詩作者為誰，此詩即使非邱葵所作，也都不影響邱葵不仕於元朝的事實及其南宋遺民之身份。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