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升（一一四一–一一八四年），字順之，號存齋，漢代許??熒（前一七○–前八八年，于公元前一三五年奉旨率兵入閩平定閩越叛亂，駐師營城，永鎮斯土）第三十五世孫，創建同安西安橋許宜（號西安）之曾孫。朱熹到同安供職時，許升才十三歲，尚在志學之時。許升見到這位滿腹經綸的青年老師，便「勵志聖賢之學，盡棄所學以從」。朱熹見他聰穎好學，用心聖學，又「推尊其祖（許權）得其孫而加敬愛焉」，故為之取字順之。朱之秩滿去任，代者未至（莆田人方士端直到紹興二十七年來接任，朱子為其卜居「萬家春」），索性把行李和家眷搬回崇安老家，許升也跟著老師到建陽完成學業，還隨師到處講學。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年）十二月，朱熹差監潭州（今長沙）南岳廟（營理祠廟，有綠無事）許升隨往。南歸時師生臨別宿雲際寺，朱熹贈詩曰：
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
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
清話欣無斁，離懷悵有違。
勉哉強毅力，千里要同歸。
許升回到同安，朱熹還兩次寫信「微示養氣修齋之意」，深厚的師生感情可見一斑。乾道四年（一一六八年），許升受朱熹委托，與徐元聘、柯國材校正《程氏語錄》，朱子馳書贊譽。朱熹在《答許順之》第十一書中談到「半畝方塘」這首詩，「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目引眾盲耳。其說在石文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為如何卻一語也。更有一絕雲：「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示）石丈如何？」（《朱文公文集》卷三九）。 該詩據陳來考證，是作于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反映朱熹于紹興三十年（一一六○）冬正式拜李侗為師後「逃禪歸儒」（清‧顏元）思想轉變的心境，這與《小盈道上偶成》一詩有異曲同工之妙，並非單純的「朱子讀書法」。二○○九年十一月，同安蓮花鎮軍營漆仙尾山發現了這首詩的石刻。字刻祇有全詩的前兩句，佔幅高二‧六四米，寬○‧九米，沒有署款。筆者實地考察，距石刻前約五十米處，有一面徑約三十米的「湖溜潭」，長年不涸，四面青山映照，水面浮光掠影，由上陵往軍營古道經此，有可能是文人路過借詩寫景的墨跡。
許升講學不仕，無意宦海，在縣城自家創辦書院（同安最早的私辦學校），「廣招學士，培養表琢逐成器之才」。朱熹「償以謂生之學，蓋有意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于是以名存其齋」，還為他撰寫《存齋記》並題「存齋」字匾（存齋書院于明嘉靖二十五年即一五四六年重建，易名福星社學）。許升還應聘到縣學向生員講學論道，希望諸生「勿以幹祿蹈利為事，而應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源，無牽于章句，無滯學舊聞」；還努力探研儒學理論，撰寫《孟子說》、《禮記文解》、《易解》、《朱氏傳授支派圖》等著作，成為「理學品望，師表群倫」的著名理學家，連韓國著名學者李退溪對他都有很高的評價。
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許升謝世家中，年僅四十四歲，真是才高壽短，令人扼腕。翌年夏天，朱熹在華州聽到噩耗，愴然涕下，專門派人送去香茶賻幣祭禮，並寫一篇祭文，其中說到「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其恬淡靜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民國版《同安縣志》卷二九），從中可以看出朱熹對這位英年早逝學生的沉痛悲情。
紹熙元年（一一九○年），六十一歲的朱熹被派往漳州任太守。當他路過同安時，這位勘輿先生專程為他的學生另擇風水寶地。當他漫步過西安橋時，發現三秀山倒影映在西橋溪中，溪畔西南有一塊「狀元地」，穴名「牛眠」。朱熹建議把許升移此安葬，並為之擇定安葬吉時，說是「雞啼成雞市，鳥叫成茂林」。相傳許升下葬的時間正是鳥鳴時辰，因此墓地成了百鳥棲息的「茂林」（即地名「茂林下」）。當時同安縣城規模小，人口少，許升墓是在「一水縈圩，群峰聳峙」、「南依天馬，北向三秀」的縣郊，所以地名「茂林下」與現在密集繁華的松柏林街一樣，都是歷史上縣郊荒涼、林木扶疏的記憶。
隨著縣城的發展，人口的增多，許升的墓地受到占用和污穢。特別是明代，國家崇尚理學，把朱熹學宋代集成的理學尊為儒學正統。作為「紫陽始教之高弟，而吾同（安）理學之開先」的許升，被塑像配享朱文公祠，其在家鄉的墓地自然會引起地方官員的重視。明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年），同安縣儒學教諭方 王己（錢塘舉人）稱贊許升盛德高節，重新為之樹立《宋理學先賢順之許先生墓道》。碑為花崗岩質，圭首高一‧六一米，寬○‧七○米，上有方王己近體詩一首：
神游八極渺難追，口仰聲光千里垂。
道得正傳探蘊奧，心無物累絕瑕疵。
撫碣重題遺澤遠，雲礽百世奉烝祠。
在墓道碑上刻詩宣傳理學、褒揚墓主的形式還很少見（該碑于一九八七年被筆者徵集到孔廟，嵌砌墻上）。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同安縣令徐宗奭承檄追回被侵墓地並劃定保護範圍（四至各十餘丈），邑人劉汝楠（嘉靖十一年即一五三二年進士，湖廣提學道）為撰《重修宋儒許存齋先生墓道碑》，碑高一‧八○米，寬○‧七二米，文中記述，宋儒許存齋先生，晦翁之高弟也。「墓在縣西安橋之西，相傳為翁（朱熹）守漳時，道同安所卜地。」還讚頌許升「為鄉先正」（何丙仲《廈門碑志匯編》）。到了清代，西橋尾一帶人口遽增，民眾「築室成居，貿易喧嘩」，輪蹄蹂躪，扎維驢騾，嚴重影響墓地的整治，有損官員崇敬先賢的清譽。為此金門青嶼人張對墀（康熙六十年即一七二一年進士，河南太康知縣）為縣令朱奇珍代擬一紙墓禁，嚴禁一切污穢許升墓地的行為，明令「務必克期改革」，「如有故犯，重究不饒」。直到解放前，金門許氏宗親每年清明節都自「同安渡」乘船到許升墓「挂紙」，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許升墓被徹底廢除，遺址已成高樓林立的居民區。
朱熹對學生許升「眷愛特甚，名之、字之，著其說，記其齋；祭之，挽之，妥其宇，卜其兆。」（民國版《同安縣志》卷八）這種關懷備至，志同道合的師生關係，在朱子門人中也不多見。這也說明，同安成為「朱子學」開宗之地，跟他的首位學生許升的竭力宣傳和幫助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