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學，最初是做為結構主義分支出現，之後才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敘事學（narratology）是關於敘事、敘事結構及這兩者如何影響我們的知覺的理論及研究。法籍保加利亞裔哲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他1969年出版的《十日譚的文法》一書中，創造了敘事學（法語：narratologie）這個詞。敘事學的研究對象，是各種被敘述後的文本（narrated text）。其中，包括了虛構文體的文學、詩等，以及紀實文體的史學、學術出版品等。同時，也包括了戲劇結構、情節發展工具、角色描寫、場景、類型及文學技巧。
文學作品中，小說敘事與詩歌敘事不一樣。詩，再怎麼非實體、非真實，但絕不是虛構、也不能虛構。相反的，小說雖以其整個事件之綜合為虛構，卻可按其一事一物之描述而為有真對象實境。這是詩歌敘事與小說敘事語言型態最大的不同。敘事，就是講故事。小說敘事的構成，也可以理解為小說故事的建構。作家格非就認為，小說的故事性是小說敘事結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小說一旦離開故事，將會導致自身的死亡和分裂。小說也是講故事。倪濃水也指出：「在小說的故事時代，對於『好故事』的追求便成了空前的熱忱，沒有好故事就不是好小說，許多作家都把講一個曲折、有趣的好故事做為自己的創作目標。」小說有好故事，就能帶給讀者無窮的樂趣。故事時代的「好故事」，基本上具備曲折、有趣與奇特、陌生等要素。趙淑俠的長篇小說，雖稱不上令讀者有奇特、陌生的感覺，但在故事曲折、有趣這些基本要素上是具備的。她的短篇小說，如《湖畔夢痕》裏的〈蛇〉、〈刀〉以及〈挖掉那片原始林〉等篇，都稱得上曲折、有趣而又令人有奇特、陌生的感覺。特別是〈刀〉這篇短篇，趙淑俠所採用的是「逃亡路途上碰到的故事」的敘事模式。「逃亡路上」本身，其實就足以讓讀者時刻感受到新奇、陌生。這也是趙淑俠小說敘事所具有的某種獨特魅力。
趙淑俠小說敘事的獨特魅力，來自口語化、故事化的敘事特徵。這個敘事特徵，讓她的小說作品成功地建立在通俗化敘事的基礎上，因此能揭示小說「通俗」的本質特徵。文學上所謂的「通俗」，並非一般生活所指的通俗性，而是指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和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之間達到有效的一種創作狀態。它基本上包含兩個層面的內涵，一種是小說所保持隱含作者和隱含讀者之間的有效交流，一種是小說所呈現出盡可能多的大眾寫作。事實上，作家很難知道讀者的反應，因此如何達到有效交流往往不是作家可以預期的。香港知名作家西西也指出，作家只能做到每個小說可讓讀者參與，讓他們顯示自己積極主動參與的一面。我認為，要達到讓讀者積極主動參與的目標，作品本身的通俗、大眾化是其中重點。對於「通俗」一詞，劉紹棠有一段極好的說明。他說：「通俗就是使盡可能多的人接受。……藝術的極致，是雅俗共賞。只寫給少數人看，只有少數人看得懂，在中國不但是脫離群眾，而且是違背國情，藝術上也不會真正成功的。」可見，把小說的接受對象定位於廣大群眾，並以他們的審美習慣為核心來進行創作，這樣的小說作品其歷久性才能永續下去。
由於深受孟瑤的影響與啟發，「寫熟悉的生活、寫熟悉的事」一直是趙淑俠文學創作觀上所秉持的寫作原則與堅持態度。趙淑俠取材於生活中熟悉的事，在語言上以樸實自然的口語化敘事，讓她的小說創作更能為廣大讀者群接受、喜愛。換句話說，口語化、故事化的敘事特徵，就是趙淑俠把小說的接受對象定位於廣大群眾的表現。把小說的隱含讀者定位於普遍的民眾，在創作過程中能盡量滿足民眾的審美需求的敘事特徵，讓隱含作者與隱含讀者兩者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內在的親和力，也促使趙淑俠的小說作品達到雅俗共賞的藝術極致。雅俗共賞，是作品通俗、大眾化的一種表現。小說敘事的口語化、故事化，往往是作品達到這種表現最有效的方法。以口語化為主要特徵的宋元話本小說，就是以一般百姓熟悉的說書人的敘述方式、口語化的語言、故事化的情節為主要的敘事特徵，因此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明清小說，因為繼承了宋元話本小說通俗化敘事的基礎，才能進一步使中國古典小說蔚為大觀而興盛起來。其實，小說家自覺性地追求通俗，正是構成中國傳統小說一個重要的本質特徵。中國古典小說之所以能後來居上，並取得極高的藝術成就，其中最決定性意義的因素，無疑就是因為它所具備的「通俗性」。
從本質上看，小說是最具大眾性的一種文學作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略特也認為，「小說是最能夠影響最多數讀者的文學形式。」因此，「通俗」不僅是中國古代小說的本質特徵，它同時也是一切小說的本質特徵。深受中華文化薰陶、又接受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趙淑俠小說因此同時具備了傳統與現代的敘事特徵。這種敘事特徵，在內容表現上是用對現實生活的理性觀照，取代傳統小說對故事性的追求，同時從理性的視角思考社會人生問題，甚至用心理分析的筆觸深入人性深處做理性的道德探索。在藝術形式上，是以西方現代小說流的限知視角，取代傳統小說全知全能的說書人敘述者；同時，在結構上去除傳統小說以故事為中心的情節小說，而多著墨於人物性格及心理的描寫。特別是語言的表現，以淺而易懂的口語化語言，代替「五四」小說因歐化傾向極濃的白話文學，避免五四小說隔絕普遍民眾於小說門外的缺點，因此能像傳統小說和民眾保持一定的親和力。這就是作者與接受者之間，始終保持直接而有效的溝通。趙淑俠小說之能達到雅俗共賞的藝術極致，口語化、故事化的敘事特徵就是重要的一環。
把社會大眾置於創作活動的中心位置，用樸實的語言、令人倍感親切的口吻，寫周遭現實生活中感人的故事，同時表達樂觀積極、昂揚向上的思想主題，是趙淑俠小說讓普遍讀者都看得懂的原因。這種在文本中，運用自然、親切、話家常的口吻與敘事方式，也使趙淑俠小說吸引廣大讀者，甚至還出現「趙淑俠旋風」的熱烈反應。另一方面，趙淑俠小說把讀者引進文學敘事交流溝通機制中，充分重視讀者在文學敘事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又在藝術形式上達到隱含作者與隱含讀者之間的有效溝通，充分照顧到讀者的審美習慣，因此她的小說作品，也得到知識份子的推崇。一部受讀者歡迎的優秀小說，最重要的就是作品能盡量滿足讀者的審美趣味，把自己的作者和普通的讀者成功地聯繫起來。趙淑俠小說能達到雅俗共賞的藝術極致，正是她在創作時總是心存讀者，總是把讀者的審美趣味做為創作的藝術標準，因此成功地把自己的作者和普通的讀者聯繫起來，讓廣大讀者群能因此而產生共鳴的作用。這是一種文藝大眾化的的效果。這種效果，是五四文學倡導卻始終未能實現的。
現代小說敘事的「講」法，不同於敘事的小說時代。無序、非線型敘述，是現代小說的一種敘事特徵。現代小說敘事中往往是：「在敘事的小說時代，線型的或有序的『講』法基本上是被『無序』或『非線型』敘述所取代。」趙淑俠的小說敘事，兼有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的創作技巧。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在小說敘事發展和變化上，對完整性的要求、理解和處理方法都有所不同。亞理斯多德非常強調故事情節的發展，認為必須要清楚、要有邏輯性。他所謂的「完整」，是有開頭、中部、結局。這個觀點，對後來以小說為主的敘事文學的影響，就是體現在「事」，也就是情節的完整性的要求。趙淑俠長篇小說，基本上都具備傳統小說對敘事要求的完整性。《落第》、《賽金花》、《淒清納蘭》等，有開頭、中部、結局，都是這類完整性的小說敘事。至於《我們的歌》、《春江》、《賽納河畔》等，小說結局雖然沒有明說，讀者只能從情節的發展去聯想、去猜測。這種省略結局，在文本上「留白」的手法，所形成的「開放式」（Open Ending）結尾，正足以讓讀者有足夠的思考空間。（7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