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鈞堯的文學版圖早期是從詩入手，但他隨即捨詩而就小說，稍後再轉戰於散文。評論他的文本，宜散文和小說這兩種文類併比著看，當更能清楚看出端倪。這是因為他寫散文的時候用了許多小說的構圖，反過來，寫小說的時候又往往著重鋪陳語言。這樣做，時而互泯了兩種體裁的界線。吳鈞堯的優缺點都受他自己這點特質所制約。大致看來，他的小說恐有失敗之虞，但散文卻成功了。
大約五、六年前，我就跟某位文友提到，吳鈞堯的散文有機會成為大家，甚至成為一家之言。我觀察的依據是，他逐漸有型塑自我風格的意識及趨向，他把風格的塑造，主要表達在語言的敘事學這一項媒介。吳鈞堯的散文語言及其敘事學在《荒言》漸有定型的景致，在《熱地圖》儼然趨於成熟，可說荒蹊已然成徑。
他的散文整體看來，基本上，是後驗、現象、物質、存在先於本質的，依我們中國哲學術語，宋明新儒學的理、氣觀，則是屬於「氣」的。在展讀之前，不妨先借助阿多諾的一個核心思想，即他的「非同一性」觀念。阿多諾以《否定辯證法》批判西方傳統形上學那種萬物歸一的「同一性」哲學，對人的社會現實的權力壓迫。同一性被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看作是永恒不變的原則，每一個哲學體系都變成跟這個總體相對應的思維總體。同一性也隱含著主體對客體、概念對非概念物的強制，相對下，非同一性意識就表現著主體與客體、概念與物質之間保持著「和而不同」、「差異而不分裂」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互為中介。我們先用這一項視角來檢視〈去路〉，這是一篇足以顯露出吳鈞堯散文特色的最佳範本。
這篇散文無論是情節或故事，都很簡單。從在兩條路口遇見一個精神狀態有問題的女人破題，現實歷史的時空始終停留在成都路跟中華路的交接口，但由此而綿延的，或是說「虛擬」的時空形成的語境卻很廣袤。在這裡，有兩個敘事學觀念出現了，其一是情節、故事這兩個概念，另一個是歷史與虛擬世界的建構。
情節和故事依E.M佛斯特的《小說面面觀》一書的界定是，按事件發生時間排列而成的敘事叫做故事，加進了因果關係的事件的敘述則叫情節。但倘若依敘事學理論，尤其是俄國的形式主義者的解讀，情節是對序列事件的再現，故事則是由再現抽繹出來的時間序列。換句話說，故事是由讀者從情節中發現的信息建構的。依後者這種講法，情節是原始信息，故事是一種與情節的時間順序相平行的序列。在這篇〈去路〉裡，情節很簡單，故事卻很複雜而多元，也沒有結局。這個複雜而多元的開放性，則是經由諸如現實與虛擬、聚焦與頻率等敘事所拋顯出來的。譬如本文中寫到從街上抬頭望見高掛的OKWAP的彩色手機廣告、左臉頰有一小顆痣的模特兒，「我」看見她時，想起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我」又經歷一次某個歷史時空，但這一段歷史時空這時候是虛擬的、想像的。這種虛擬、想像的陳述顯得事件很不完整，而這又緣於敘述事件的斷點，虛擬的陳述其斷點主要是由文體審美因素決定的，但也說不定，也許有些斷點來自作者也沒意識到的神祕因素，敘事學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作者在敘述的同時成為第一個讀者，這時他具雙重身分。「我」在斷點與斷點之間不斷補綴、建構，並傳達出意義及美感。
「她沒讓自己成為永恆的象徵。因為她不相信永恆，她還年輕。跟她談永恆，不如跟她談肉欲，不如跟她說他就是喜歡她，想她。兩個沒有交集的靈魂擠在車廂裡，走的是男人的路，她只好下車，她只好過馬路。或者，當她過了很多很多的路以後，她會明白自己錯過什麼，也慶幸錯過了，才能記憶清晰，且侃侃述說。」
這段敘述的聚焦是由外向內，展示了頻率、景深聚焦、虛實交映等敘述因子所能產生的闡釋效果。這是接續在寫佔據麥當勞內一角的老人們所形成的斷點之後的。接著「我」回頭敘述那名在路口兩頭逡巡的瘋女，再回到那名或許是自己曾經的戀人、從手機廣告聯想起的女子。這樣，文本中就有了至少三個可以接續的點，「我」是第四個，點和點之間由「我」這主體作連綴。必須注意的是，「我」這主體只有連綴作用，並沒有上述阿多諾所要揚棄的那種由「同一性」而來的總體性的掌控、宰制及傾軋。阿多諾認為只有堅持客體的優先才能最終瓦解傳統形上學的同一性原則。客體的最大特點在於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需要由感覺經驗來把握。在傳統形上學的同一性原則裡，主客體是二分相對的，客體由主體決定，但「非同一性」中，主客體是互為中介的。〈去路〉故事裡，「我」、瘋女、從手機廣告聯想起的女子、還有老人們，彼此都是特殊的，既沒有把對方包攝進來，視為總體之一，也沒有自居主體，壓制哪一個對方。各人及每件事物在時間之網裡各佔有、保有一個位置，這位置並不為「我」而存在，「我」只是引導出他（它）們，他（它）在時間座標中各保有意義及價值，而他（它）們彼此成為彼此綴補、指涉的互文關係：
「說，想為她寫一本詩集。會發表，很多人讀到詩裡的她。她會成為一個象徵，會在那個象徵裡抵擋時光，只是，她必須讓他知道花朵是怎麼盛開的，讓他採擷，用智慧、用心眼。」
這本有主體壓制對方，壓制客體之虞，但一個大逆轉：「她沒讓自己成為永恆的象徵。因為她不相信永恆，她還年輕。跟她談永恆，不如跟她談肉慾，」是的，「她」逃脫了讓自己成為被歸屬、制約的客體。瘋女和這名昔日的女子是對比的，而又互喻的，這裡顯示吳鈞堯在〈去路〉裡，敘事的闡釋語境很豐富，所以說故事是由敘事形式和敘事語境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
在後現代的敘事理論裡，身分有兩種觀點：一者身分是一種關係；一者身分僅存在於敘事之中，讀者的反應是由敘事修辭（或說敘事語境）所製造的（或說激發的）。在這篇故事裡，不管是「我」或其他出現的那些人，事實上是沒有主配角之分的，意思是說他（她）們每一個都是主體，並沒有被其他周遭的主體壓制成客體。他們既存在於眾人互相的關係中，也存在於敘事語境，自在浮遊其中，彼此不相仿害或壓制。也就是前面說的逸脫於同一性的宰制。吳鈞堯散文文本的特色慢慢出來了，要擺脫同一性的宰制，這點並不容易，他卻做到了。不妨再強調一遍，吳鈞堯有的是後驗、現象、物質、氣、存在先於本質的東西，他沒有精神，萬勿誤會「沒有精神」具負面意思。精神這裡是指「理一」，吳鈞堯有的是物質，是宋明理學如張載、王船山哲學的「氣」，因為物質、氣是分殊，是特殊的個別，是大化的繽紛。在〈去路〉這篇故事裡，由於這種特殊的個別，吳鈞堯免除了主體或由主體而來的道德壓制。
在這篇故事裡，由斷點產生的訊息延宕，提供了某種視角，因為看見和隱藏都是視角，隱藏或說遺失、空白的訊息、視角，或時間，在作者和讀者的敘事解讀方面，都能起作用。我們通過時間因果來理解事件，但什麼是時間？什麼是因果？作者自己想是也很迷惑的，所以一個簡單的故事，他斷斷續續、反反覆覆、迂迂迴迴、虛虛實實，在記憶與遺忘中講；把情感逼抑著，但很不踏實，拋顯出「我」的困惑──不管對時間或情感。瘋女用來破題，戀人才是主角。也許瘋女是用來比附「我」昔日那跟我沒有結果的戀人，甚至比附自己，在時間或情感上，究竟哪一個人才是清醒者或精神病患者呢？
我們不必追究答案，提出問題才是文學文本的重點。
不管是文學或哲學，傅柯的70年代以來的系譜學（genealogy）思想值得我們借鑑。即系譜學倡導歷史的非連續性，並試圖從微觀的角度重新考察事物及社會。否認了事物是一個有源頭的整體，反之，事物形成的過程是在異質性的產生和斷裂，強調變遷、延續和轉折點中發生的。吳鈞堯在這篇散文裡就頗有此破碎的語境，語境是破碎的，暗喻著時間、事物、情感也是破碎的。扭曲、破碎而無奈：
「那是時光的插入，歲月的梭摩，一開一合，都充滿無奈。被強暴的男人，慢慢老了。」
而且都失落了：
「我不再聽得懂，於是，一個個老的、胖的、寫詩、寫小說的、搞政治的、學商的男人們，都裸身，一齊跑過馬路。」
只有那名逸脫於時間之外的、免於被時間及我的污垢凌遲的女子，成為「我」永恆的戀人：
「她是消失了。她前面沒有路，後面也沒有，她的行走跟述說就是一切。她不長大，也不長老，不變好，也不變壞。我忽然覺得她是我的一個尋覓。她本來不瘋也不蓬首垢面，她原是清純的美麗女子。她的污垢是我劃上去的，她的述說是為我準備的，但我不再聽懂。」
這是一篇風格特異、敘事奧妙的文本，其語言敘事不斷建構可變的視角，使經驗成為可理解的東西，並使這理解可作無限的延伸、開放、多元，或成為互文性文本，也使音律及意義，即使默讀看起來也都如此跌宕有致，柔韌有勁，真是逢處生春。
從風格培養來講，作家「樸實從華麗中來」是合乎辯證法的，樸實風格的確不比華麗風格容易創造，所以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評論陶淵明才會有「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的說法，而吳鈞堯散文，包括這篇〈去路〉，其風格究竟是屬於樸實或華麗呢？不妨說吳鈞堯的散文逸脫了樸實和華麗的界線，就像時間泯合了悲與歡的界線那樣。聽說陳芳明曾經建議林文義專注於散文書寫，勿旁騖其他文體。林文義把這話聽進去了，果然，他不久有一系列大散文集結成冊，即那本煌然巨製《遺事八帖》。我從這件文壇美事便不禁聯想到吳鈞堯，他要是專寫散文，其成就當更勝於此，應該不僅止於今天的成績，他會有更好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