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覽張國治詩文，我本想談論的是他那別具旋律的詩風，以及令人覺得弔詭而有趣的特質，那是他詩文裡偶有不甚精準的詞性語法，卻無礙於其整體流暢的抒情表現。然而經過長久的觀察與思索，我想改用「抒情性」與「自我愛欲」兩個主題來論述張國治詩的文本。「抒情性」與「自我愛欲」的內在本質，主要重心落在個人自我主體性，所以上述二者毋寧是二合一的。「抒情性」此一觀念母題是和情、意、心、性靈、風神、精神、情調、神情、自我……等等，可以畫上等號；也可以說是人的主體、個性、感情、精神、本性、主體情性、生命情意、主體意識的內攝及外現。
先來談「抒情性」這題旨。「抒情」一詞，外延常指向個別性的情，其實在魏晉之前，文獻中可見的「情」，大多指向群體的體驗，如《楚辭‧九章》：「習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班固〈兩都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風諭」。事實上，「情」在先秦、漢代等文獻中，含攝了群體的體驗及個人的感受，凡是抒情體驗，都包含此二面向。魏晉以後，自我這面向逐漸發皇。明清之後，尤見重視個人感受，如明末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及以鍾惺、譚元春為首、認為抒寫「性靈」或「靈心」的，才是「真詩」的竟陵派。之後，還有清中葉以袁枚為代表、在文學創作上主張直抱「性情」的性靈派：「作詩不可無我」(《隨園詩話》卷七)。「抒情」一詞，另以西洋的淵源來說，是包含了音樂性的，葉維廉的〈語言與真實世界--中西美感基礎的生成〉(《比較詩學》東大圖書，1988 ) 對此有所闡發：「……抒情一詞的來源，包含了音樂性、超越個人情思及非情感的抒發，例如不加個人情思的事物具象表現便是。」陳秋宏〈論書法的「抒情性」及現代意義--與「文學抒情傳統」之參證〉(《文史哲》，第二十六期，頁467～468 ) 再引申其義：「這種抒情觀念之淵源，與西方十八世紀以降『抒情詩』之發展有關。其所強調的『抒情( lyrical )』體驗，除了個人獨白、內省，或出神的狀態，也包孕世界，而不是狹隘的獨白。」我們且引選集裡的第一首〈母帶〉為例 ：
母帶
我帶著兒子去探視他
他在我兒子身上
看到我的童年
(中略)
他收藏我的青春年少
他是母帶、膠卷
他收集我、典藏我
青春的叛逆、頂撞，以及
我以前不能理解他的沉默
他偶而倒敘，但沒有亂碼
肺癌末期的他，臨危急救時
第一次他緊握我的手久久不放
冰冷中我感到暖流，我忍噤
第一次他讓我體會他想哭而不能
放聲大哭，眼淚的沉重
他如此殘酷為我寫下悲傷劇本
無法預先寫好腳本的分鏡表
(中略)
夕陽黃燦燦，餘暉美好無限
他倚病床靠窗斜躺，為兒子
摺紙鶴、塗鴉、寫字，我體會眼前
我也是孩子的母帶，用詩錄像
(下略)
這首詩，首先仍然延續著張國治詩一貫那種難以模仿的、屬於他個人一己的音樂和文字意義本身形成的節奏、旋律。這就是所謂的個人一己的抒情性。但我留意到，這份個人早發的抒情，如今顯然消隱了不少，而這「不少」的部分，興許是讓給了「群體的體驗」，或者說是個人和群體相互關聯的那一方面。所以，張國治詩的抒情性，正好跟我們前面所說的，中國傳統的抒情歷史演進過程相反，他的體驗是從個人轉回群體。他因此不得不犧牲了早年那種聶魯達風的抒情風格。而從這個轉變裡，我們可以管窺到本文所要論述的張國治詩文本的第二個題旨：「自我愛欲」。
這裡我們偏向把「自我愛欲」一詞，視為自我的保存欲或發展欲，是「位格( person )」倫理學的要素。我們不妨先釐清一下「位格( person )」這個名詞。孫效智在《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四十二期裡，有一篇〈論儒家現實擁有判準理論與等差之愛原則的人類胚胎觀點〉，孫效智在區別位格（person）與非位格（non-person） 的「儒家現實擁有判準」（Confucian actual-possession criteria）以及由之衍生出來的「儒家位格漸進論」（Confucian gradualism）之前，先溯源、區分了西方當代生命倫理學的相關論辯，他從 human being 與 person 這兩個概念談起。略去討論過程不談，他的結論是：「在西方語境中，並非所有的persons 都是 human beings，雖然傳統哲學肯定，所有的 human beings 都是 persons。從內涵（intension）來看，human being 是人這個生物物種的個體，person 則是一種尊稱或敬語（nomen dignitatis），指具有某種特殊尊嚴的個體：一個存有者被稱為是person就代表他應該被當成是主體來對待，而不能只被當成是客體，換言之，person 應被看成是目的，而非只是工具。」
最後這句結論是跟本文相關的重點：「person 應被看成是目的，而非只是工具。」這才是位格論倫理學最後堅持的一道防線，所謂「目的」，意思是以其本身為價值。位格論倫理學是很嚴格的，它甚至視那未經自我內省的社會共有 (the common ) 倫理為手段、工具，是逐外物，此即《孟子‧離婁篇下》所謂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的本義，因此是不道德的。俄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貝德葉夫 (Nikolai Berdyaev，1874～1948 ) 出版於1940年的《奴役與自由》一書，區分了兩種自我，一種是自我中心主義，將他者作為外在手段，那實際上是封閉了自己，呈現一種「客體化」的世界，他自己本身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了奴役狀態。另一種則是把唯心論的自我主體性作一價值的重估與轉換，走出自身而接觸他者以及自我超越。這才是一種內在的超越、內在的歷程，也就是一種創造與真正的自由。張國治的自我愛欲，或是說自我保存欲，必須來到跟「他者」聯結的景境，才獲臻自由與創造。而他晚期的作品，相當數量顯示他有著這種覺知。譬如下引這首：
清明的詩
這時，落日向著你
45度方位，木麻黃群後開始降落
深紅，橘黃漸層

第四個清明了
我從福州、廈門，趁著小三通之便返金
趕在餘暉中，去看你
(中略)
你安祥躺著，等待來日
母親另一側同枕安眠，枕於島上暖暖
落日，習習春風或明朗月光中
捻香向你，我想我沒有什麼要告訴你的
除了那年，寫了一首紀念你的詩
治癒我對你的思念

斜陽下，我並不憂鬱
春風襲拂，海風剛烈如往
除沙，拔除塋前雜草
披蓋五顏六色墓紙
瓶花，一對內地進口石獅守著你
我們兄弟四人燒紙錢
(中略)
你走後
我已經替你走了一趟金廈海域
你如落日一樣沈寂，不語
一樣安祥，不再為病魔所苦

這時，落日向西沈沒
往尚義機場的波音飛機
嗡隆作響，機身劃過
天際，留下淡淡長煙
這首詩表面上是寫血緣與情感，但骨子裡寓藏了親人之間，或說人與人彼此間不斷絕的聯繫與交流，以「落日」、「長煙」暗喻最後歸於自然的大化流行及最終的平和。自我的愛欲在這裡獲得完全的自由，這無疑是一種前面貝德葉夫所讚譽的創造性及超越性的自我，人在這裡也得到了自我人格的完成。收錄在本選集裡的詩：〈你是我1G的記憶卡〉、〈風雨航渡〉、〈沒有違禁的十六歲──給兒子張容瑄〉……凡此等等，都可歸屬於此類別，這是我自己對他晚近詩作的新的觀察及體驗。最近，他又告訴我，說他的詩又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此話是指其形式詩風的轉變？抑或思想情智的新進程？我一貫地不作多問，我們且拭目以待。最後，我們或可以借用紀德在其《遣悲懷》一書中的這幾句自剖：「一種非凡的、無法饜足的被愛欲；我相信這就是主宰著我畢生，並驅策我寫作的東西。」假如這裡我們把其中的「被愛欲」改成「自我愛欲」，則或可借枝別栽，來作為本文兩個論述題旨下的，張國治詩的定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