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言之，具備了這種人間氣魄，治世則援學論事，斯文有傳。亂世則松柏後凋，雞鳴不已，為人間公義，不顧己身安危之冰魂者，方配稱為士！
　　然而如今士魂安在？何以處此二十一世紀，舉目猶是「雖曰聖賢之書，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道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者哉」之象？姑藉大歷史觀之推移，探本溯源；追其弊根！
三、追本溯源三弊根
藉助大歷史觀之推移，我國歷史上只出現過一次獨立思考之士：諸子百家。就此時，知識分子確立了己身之任：救世！面對禮崩樂壞之混戰世道，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救世良方，「士」應運而生。
隨著統一王朝的建立，「士」成為「士大夫」，知識分子與政治的千年糾葛就此展開，並在隨後之科舉制度中屹立下來，權力成為知識分子救世之尚方寶劍。
　　但曾幾何時，知識分子早已失去古士大夫之氣魄冰魂，上焉者盡一生之力於不涉思想之考據、校勘等學；下焉者則是窮一生於表象、功利、呆滯之八股文，所謂用過即丟之「敲門磚」。詢之於「以天下為己任」之氣魄冰魂，豈是問道於盲而已，且遺毒至今。是何原因所致？幾經旁徵，尋思推演，究其弊根有三：朱註四書、明清兩代對學術之抑制、八股文三弊也！
朱熹一生著述繁博，影響最大的是《詩集傳》和《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成為歷朝學子必讀之教科書，他的窮理學說，更成為宋明理學之靈魂；白鹿洞書院學規，亦成為歷來教育思想之濫觴，更有人把他比之於康德（Immanuel Kant）。沒有康德，西洋近代之哲學必然改觀；沒有朱熹，我國宋、元以降七、八百年之儒家思想亦將缺乏重心。
雖然歷來不少學者對此甚有爭議，小自對四書之排序：《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否妥當？乃至認為朱註，其實是朱熹用註解四書，來詮釋己身思想等，但大致不影響其地位。
然而，即便如此，朱熹並非如此間人士所言之完美。宋人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評他：「不孝其親。」姑暫不究此野史之真偽，但眾所週知之「嚴蕊案」，卻不難拼湊朱熹。洪邁在《夷堅志》中敘述：朱熹任提舉浙東刑獄時，因與台州知州唐仲友有隙，在得知唐仲友私誼名妓嚴蕊後，竟收押嚴蕊，企圖屈打羅織唐仲友罪狀。嚴蕊寧死不屈，悲慟吟道：「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後來幸得岳飛之子岳霖平反，得以被釋從良。雖說後人研究，認為唐似有貪污罪行，但嚴蕊案卻絕非虛構。
事實上，號稱承緒儒家思想之朱熹，在他「存天理、滅人欲」大旗下，嚴重扭曲了先儒思想；他曾上奏：「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此種以身分凌駕是非之法律觀，真不知他如何面對孟子所高舉「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義理；又何以面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論點；更不知他如何坦對「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之先儒大義？
此種禮教殺人之價值觀，正是戴震所痛斥之「以理殺人」。所謂「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而這些不近人情，大違先師思想之言行，誠不知那些極盡宗師朱熹的此間人士，可曾深思過？在此種思想下之科考人士，又怎能冀望有古士大夫之氣魄冰魂？
　　再來是明清兩代對學術自由之抑制，嚴重影響到士大夫之冰魂，成為帝王御用之工具，尤其是朱元璋。我們常聞清代「文字獄」，其實明代更多。今日學界所貶抑之八股文、朱註四書取士等，即是朱所確定的。
　　從吳■《朱元璋傳》，可以看出朱元璋對學術自由之抑制。他最怕的，就是孟子；最恨的，也是孟子。他到孔廟見到孟子像，就要拆掉，甚至動了殺機！只因孟子說「君為輕」，大侵君權。以致《孟子》這部書在朱元璋時代被刪多次，有近百條之多。
　　《孟子》書中凡具有近乎民主思想，如「民為貴，君為輕」「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所謂的（tyranicido），在《孟子》裡相當多。但朱元璋認為這些都是《孟子》裡之至壞，定要刪掉！根據近人校勘的結果，所刪的全是民主思想。
對照於雍正待曾靜之態度，要是落到對孟子都起殺機的朱元璋手裡，肯定更慘。朱元璋此種態度，除了使知識分子窮一生於八股、考科，不問世事以避禍外，其抑制自由學風主要行徑略有：明倫堂臥碑、明大誥，及恐怖統治。
首談「明倫堂臥碑」，從臥碑上的諸多條戒律可以看出，明代對知識分子之嚴控：生員不許向政府建言；生員要監視自己父母等。此臥碑到清代變本加厲，生員不但不許提意見，更不許結社。
再來就是教條主義，也就是皇帝語錄，所謂《明大誥》也。規定每戶都要有一套，說是「臣民之至寶」，違者必須「遷居化外，永不令歸」。《明大誥》可說是十四世紀中國之《聖經》。用政治力量強迫人民學習皇帝的書，始自朱元璋，從其內容更可看出其動機及殘酷統治。
疑心特重的朱元璋，不但恢復肉刑、生殉，更嗜殺，動輒殺以萬計，乃至科舉案也不能免。如洪武三十年，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主持丁丑科殿試，以福建閩縣陳安為狀元。因上榜者無一北方人，諸多考生認為劉為南方人，私誼鄉親。朱元璋知後大怒，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等人閱卷。張信回報經察後無誤，但或有再上告劉三吾暗囑張信等人，故意以陋卷進呈。朱元璋知後竟未加細察，將張信等二十餘人「凌遲處死」，劉三吾等戍邊或遣戍，此即所謂「南北榜」，或「春夏榜」也。甚者，陳安與探花劉士諤，最後亦被朱元璋藉故誅殺，可見其心性之殘。
有明一代教條及恐怖統治，及清代因少數民族之自我防衛心理，使得明清兩代學術自由，受到空前之抑制，致使學術與政治脫節，知識分子缺乏創造力。我們歸責知識分子欠缺古士大夫氣魄，其來有自。從另角度言，明清知識分子，缺乏以天下為己任之冰魂氣魄，其深層道理是皇帝不許。例如乾隆讀到宋人說宰相當以天下為己任時，就怒斥天下應由皇帝管，豈容宰相擅專！
最後之弊根是八股文。明清時期鄉試及會試，皆以四書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之語氣闡述經義，力倡「代聖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
八股文有諸多格式要求，講究形式，僅於科舉最後一關，始改考時務策問，然而並不重要，清代便慣以書法定殿試名次。熱衷科舉者只識四書五經，其他知識，均成「雜學」。即便四書五經，科舉亦僅要求因循前人思想，以華麗詞藻，依格式而作，近乎文字遊戲。
八股文不僅欠缺獨立思考之能力，經世濟民等實學，在八股要求下，也早已棄之。不少考生索性捨四書五經，專研為應付考試而設，稱為「帖括」，或稱之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後，即棄如敝屣之八股文範本。也因此，周作人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閹人」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之四大害。
三弊所致，科考之士率皆功利至上，才庸識淺，欲求循吏已難，有的儘是「天縱英武」，乃至「下材憑勢亦冒堯、舜之美名，以肆其倍蓗於桀、紂之毒害」等諛媚之八股文或行徑，無怪乎顧炎武痛斥：「天下之病民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胥吏。」冀求古士大夫「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之古風，豈如登天。因此，就大歷史觀來看，金門先賢未見古士大夫氣魄冰魂之宏文、事功等，且殘靈至今，自在意料之中，責之不公！
四、吟罷江山
　　哈佛尤瑞教授(Willian Ury)曾言：「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凡對自己不同意的主張曲意附和，就是懦弱的象徵，只會讓人看不起！」此且以氣魄精魂淺論所得：
雖說自1905年廢科舉後，士之傳統似已止步，但其精神仍以各種面貌因緣而起。在書劍飄零歲月中，有劍氣簫心的浪漫，更有直道而行的執著。從風起雲湧之五四運動，至知識青年從軍救國運動，不正是「以天下為己任」之氣魄冰魂？而具體呈現於「智識主義」、「人本主義」、「讜論主義」之論述。但從大歷史觀來看，在吟罷江山之餘，環顧世道，「不聞烈士歌，但見諂佞人！」令人在掩卷之餘，豈僅有何處招士魂之嘆：
　　從斤斤計較於SSCI之發表、國科會之申請，卻無視於偽詭辯飾之政客行徑，至葉丙成教授在教育部「Bring Them to the World」演講中，直指台灣教育，只會不斷把東西餵給學生，卻極度欠缺思考力。到今天「博士、教授不能與知識分子劃上等號」早成卓識時，此間尚陷於「博士數量」之嬌飾頭巾諸現象，只能說：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廿四橋，「追本溯源三弊根」中之諸幽靈，猶徊之不去。
　　正本之道，當反思經濟歷史學家乃孚（John U. Nef）之期許：「任何時代，都需要具有博大精深之思想家，來界定與引導學術與文化。」鼓動「廣閱讀」、「讀好書」、「探經典」良風。猶如梁啟超從「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謂經史」窘境得脫之故事，也是此間從「進士數量」之「帖括」得脫之金鑰？更是依引至道，復返真我，回歸古士大夫氣魄冰魂之至道！
　　此至道，有傳統之固執與承諾，亦有當代之知識與視野；有美學之浪漫與人文之關懷，亦有實事求是之現實與認知。所關心的是整個社會、國家、民族之問題，而非象牙塔內之專業而已，而展現於民胞物與之仁懷，與解決問題之能力。進而風化成習，建立正確之價值觀與判斷力，方不致為淺薄流風、功名利祿所蒙蔽！暫為文，祈賜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