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常利用空閒時間，寫了不少關於金門在地的民間故事，當時就發覺這些東西就像金門的大寶庫一樣，正等著有緣人去分享、推廣和創造。而這次要探討的主題則是很嚴肅的課題，因為這些都跟早年童養媳的風氣和溺殺女嬰的習俗有關係，所以才有金門育嬰堂的誕生與設立，並以我之前曾經發表的王銀娘婦女，她早年童養媳的案例來做分享。
在金門歷史文獻中，根據清代金門士紳林焜煌於〈勸建金門育嬰堂序〉中有言：「孟夫子說：『大禹想到天下有溺者(苦於水患者)，便猶是自己遭溺一般。』又說：『天下溺(沉淪)，便要以道義來救贖它。』想必是戰國時期，人心沉淪‧故以危言聳論來救贖世人，那料到後世竟真陷此慘境。」
昔日的海島金門，由於受到幅員有限、耕地不足、土地貧瘠和雨量不豐等因素，所以當地居民賴以維生者，均為耐旱作物，例如高粱、小麥、花生、地瓜之類。但是，又因為島內地狹人稠，糧食不足的情形，變成需依賴漁業和對外貿易等，以補足糧食不足的情形。因此，若遇到天乾物燥的季節時，久旱不已，則年年有饑荒的問題出現，所以早期此種賣子棄嬰的事件仍時有所聞。
育嬰堂最初的設立，其實就和清代初年在閩南地區的溺嬰習俗有關。基本上，這些溺嬰事件即是早年重男輕女下的產物。而金門當時土壤貧瘠、民眾生活困苦，使得家中若生了女娃，便似多了「賠錢貨」般，尤其是那種家境稍差者，往往會將其溺斃，或者棄置在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滅，實在是最殘忍不過的。
至於金門育嬰堂的設立，是在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間，由當時同安金門縣承李湘洲、金門鎮右營游擊鐘寶山與金門地方仕紳林焜煌、薛師弼、蔡清連等人，因有鑒於社會上賣子棄嬰事件頻傳，加上本於悲天憫人的精神，因而倡建一所「育嬰堂」，地點位在後浦縣承署西邊，並於咸豐元年落成。
它的所有章程，皆仿效當時泉州育嬰堂的規條加以增減而成，成了金門第一家專門收容這些棄嬰的事業單位。並由地方官紳各捐款置業，以充當經費設備之用，並由薛師弼經辦，收容這些孤苦無依的女嬰。後來因嬰多耗費，曾經一度幾乎不繼；幸好有布政銜葉文灡肩其事，籌項接濟。又將女嬰陸續撥入廈門育嬰堂乳養以分其力，皆仕紳薛師弼經辦。
金門育嬰堂還立有堂規制度，好方便管理，例如凡是抱來女嬰的人，皆須報名姓氏里居，當中若有不想讓別人知道其隱私者，便書名姓氏八字繫於嬰側，好讓路人拾來養育；且送來女嬰的途中，並可因路途的遠近，而獲得不同的報酬；最特別之處，在於育嬰堂右側設有「轉斗」功能，也就是讓那些羞於見人的父母來使用的。這些女嬰平常大都寄養在乳婦家，以節省開支，杜貪防弊，並於每月初一、十五日更需把嬰兒送去報驗，同時發給工資，當然如果有發現其養育不當，則罰扣其工資。此種順應人性的設計與做法，它的目的無非都是希望能減少溺嬰事件的發生，並讓遺棄的嬰兒有個基本的生存權。
但是，此種溺死女嬰事件，可不是金門才有的，其實在清代中葉之後，福建溺女之風尤盛。雖其官府大力倡建育嬰堂，致使溺殺女嬰習俗因此獲得紓緩些，不過這些女嬰將來出路如何，卻大有問題。因此當時最簡便的做法，便是早早媒予人為媳，於是造成了童養媳之盛行。
童養媳之風氣究竟起源與何時，恐怕已不可考。不過，在明代的史料記載中，卻出現個別的案例。根據《明史》一書記載：「胡貴貞出生的時候，父母親想要把她遺棄，但後來被鄰婦給救了回來，並和自己的兒子天福一同撫養，等到長大成人了，便將兩人婚配。」而胡貴貞便是個典型的童養媳案例，但是在明代這類例子並不多，反而是在清代的福建一代，由於婚嫁開支過高，窮人家難以成婚時，於是民間開始流行抱童養媳。而在當時金門育嬰堂的女嬰，乳養一、二載後，也大多送予人做童養媳去。
關於王銀娘婦女「百里尋親」的故事，是我之前曾經發表過的作品之一，而她本身也是個童養媳，怎麼說呢？王銀娘婦人，齋號為雪霽，為後浦許克英的側室。她原本是泉州紅後鄉一帶的人，於清道光年間，因家鄉鬧大饑荒，而後隨著她父親輾轉來到海島金門。但她並非那種在育嬰堂收容的女嬰，乳養一、二載後，送給人家去做童養媳，而是去當人家的僕人或童工之用。因為當時家鄉也面臨生活實在艱苦的歲月，加上又沒錢撫養，所以她的父親便將王銀娘拿去賣給克英家做僕人，那時她年紀也才不過七歲左右，而後並一起在克英家生活成長，但他已經有了妻子。直到這位王銀娘婦女長成荳蔻少女時，因其面容娟秀，又頗具有賢慧之能，且深受克英的喜愛，不久便把她納為側室，還替她生了一個兒子。
不過，有時候命運總是作弄人呀！因為王銀娘婦女在她二十一歲時，克英就年老病衰而過世。且克英家中正室的五個兒子也都已經長大成人，而王銀娘婦女卻看著自己的孩子尚在年幼的階段，因此便矢志守節、茹素，但求孩子趕快長大成人。後來，某一天她戴著兒子到廟口看戲，由於戲場上正好上演著「壽昌尋母」的戲碼，讓她無意中回想起自小跟家人分離的畫面，這也就是她「百里尋親」的感人故事。
童養媳的制度，雖然對於保全女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有時卻也是女嬰遭受劫難的另一個開端。因為若遇到好的人家也罷，但一般的話則因為社經地位低，她們往往淪為被家庭的奴隸和生育的工具而已，此種結果對這些剛從死亡邊緣或鬼門關裡走出來的人而言，真的不知到是福還是禍；還有當時造成童養媳盛行的另一個原因，正是厚嫁之風。比如說若當時誰家的女兒嫁妝較多，誰就算是最有體面的人。且娘家需索的媒聘，往往不顧男方的實質經濟狀況如何，到最後簡直到了「非殷富之家莫辦」的境地。至於窮苦人家為保後嗣不斷，所以搶童養媳便成了最好的辦法。然而，自從厚嫁風俗盛行，女孩就從「賠錢貨」變成了「賺錢貨」，故就較少溺嬰了。
早期的這種以溺嬰做為節制人口的做法，若以現在社會觀點來看，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金門育嬰堂的設立正標示著人道主義的覺醒，它更是金門地區最早較具規模的社會福利事業，其與童養媳、厚嫁風俗之連動，更影響到近代金門的家庭結構與社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