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在英美及東方的形象是學者，是一個社會學家，但在德國則好像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政治思想家。的確如此，韋伯一方面對學術有無條件的執著；一方面對政治又有不可遏止的獻身感。他澈底了解政治與權力的關係，所以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浪漫的烏托邦，卻有達爾文與尼采的成分，他認為隨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抬頭，「科層組織」(bureaucracy)必然成為現代社會最壟斷性的組織形態。但別以為韋伯讚揚科層組織，殊不知他最大的隱憂卻「組織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對人類自由的窒息，這豈是一般韋伯迷始料所及。
海德堡是座歷史名城，也是山城，由於尼加河的穿流，使她變成一座靈韻搖動的山水之鄉，不只在歐洲政教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文化史上也有她輝煌的一頁。十九世紀時，德國文學浪漫主義繼古典主義興起，因古典主義重知性，以希臘為模型，浪漫主義則標舉情感，而以中古為企慕之對象，是以一八一○年，凱蘭勃(Greimberg)雲遊到此，一見古堡，驚為天人，便極力搶修，正因為古堡為中古精神之象徵耳。而海德堡大學也無異是「韋伯學」的重鎮，不僅是他的母校，他也在此教過書，而他的傳世著作就是在海城尼加河畔的那所屋子裡寫的，更重要的是，海城的傳世文風及渾厚的思想！
十一、大歷史觀
　「將現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作為思考現代問題的殷鑑及指南，作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大視野！」
何以同樣是紅土地，在美國能發展出蘋果的產銷地；在中國卻是一片貧瘠之地？何以中國的領土人口比日本多，歷史也比日本悠久，為何是日本打中國，而非是中國打日本？主要關鍵僅是在動員條件上？還是來不及實行資本主義？
十六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的正式國名是「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只不過是當時七省中之一省，卻負擔了全國經費四分之三。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出的資本主義國家，竟稱霸於世好幾個世紀，進而逼使其他國家仿行，間有滲入國家資本者，相對地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有不同，但在下列幾點上是完成一致的：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金流通，經理雇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而這背後需要有一理性思維下的結構：法律來保障！
事實上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幕府時的日本時髦許多，明清尤其如此，但日本能以其田賦所得支持明治維新，但中國至民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亦為政局不隱最大原因，不啻為農業大國一大諷刺。除了因數字管理因素之外，追根究底應與中世紀以後中國重於內向(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有關。
若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不計較於短時間片面的賢愚得失來看，則所謂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已達百餘年之說，其實是有待商榷的！
十二、法與自由
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Lmmanuel Kant)曾提出一個耐人深思的課題：他認為「法」是「一些條件的統合，在這些條件下，個人的意願和其他人的意願，可依據自由的一般原則而相互結合。」「意思就是法是實現自由的條件，若是，則從自然律來看，法的目的何在？」
亞里斯多德有句名言：「不需要生活於社會中者，不是神祇便是野獸。」對習法學的人來說，人、社會、法律三者一體的原則是毋庸再說明的，問題是，從自然權利理論(Theory of Natural Right)來說，自由若是法的目的，那自由又能具體表現於那裡？拜理性主義的抬頭，我們似乎可發現，這種保障自由的定義在過去主要是保障私權，現已進為對人權的保障。所以衍生而來的是，定罪不能只憑懷疑，甚至不能只憑合理的懷疑入罪，而必須是證據確鑿達到超級合理的程度時，才能判決有罪。此種寧願錯放，而非錯殺的相對主義，所謂罪疑唯輕，和罪疑唯重的觀念，正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也因此，藉用當事人進行主義，重視程序正義及貶低自白的證據效力，促使檢調在案發之初必須重視科學採證，讓證據說話，這就是基於保障個人自由的人權觀念。
團體也復如此，拜人權觀念的重視，過去將戰俘與國家罪行結合在一起的不當觀念，以致產生虐俘殺俘的慘劇，也在近世藉由普世的人權觀念，認為戰俘與國家必須要分開，因此必須受到「人」的待遇及保障，也因此，分辨文明與否，由人權之重視與否即可見曉，這才是自由的真諦，更是法之最終目的。所以進入現代國家之林，必須重視法－－以自由人權為目的之法。
十三、知識份子的美學修養
　　「子曰：興於詩，立於教，成於樂。現代知識份子該如何成就生命的美學？」 儒家六藝中，孔子是以「樂」去判斷學生的性情。這也是何以「琴」，會成為中國謮書人隨身的東西，因它已不完全是樂器，而是生命的內心情懷。
《史記》中的美，那種感動在於生命吶喊的美，不受俗世的評鑑。其實太史公一直在創造一種生命的美：屈原的自沉；楚霸王的垓下歌，當他在唱「虞兮虞兮奈若何」時，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早已超脫世俗的價值觀，何以「霸王別姬」一直被演出？或許是太史公給了我們真性情的飄逸與堅持。
曹操不僅是軍事政治人才，＜短歌行＞更顯示他的真性情；曹丕的＜典論＞與建安七子的文學圈，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盛事；尤其是曹植，譜出了＜洛神賦＞，它使中國知識份子有一個愛情幻想的對象，是以在政治上他似乎失敗，可是他完成了生命的真情懷。而南北朝士人的生命情懷，可以從＜世說新語＞的閒適去體會。王羲之的「袒腹東床」；竹林七賢的忘世、嵇康的＜廣陵散＞一直是中國的美學典範，真可說是縱浪大化中，應盡便須盡。
唐宋知識份子的美學是感性與理性的從心。武則天的稱讚＜討武曌檄＞；白居易的「相逢何必曾相識」；司馬光的為政敵王安石寫祭文，肯定王安石等，使我們看到清雅溫婉的性情，終究超越了冷漠的人世，成就了姿韻的美學。
「還君明珠淚雙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緣起緣滅，人有人間的緣份，也有遺憾的緣份，可是仍然值得珍惜，方有光迴彩轉之日，這情懷需要美學來推衍，因為美學不僅是追求知識的起點，更是生命的終極關懷，這才是美學！
結語
面對處此以知識、資訊、速度、創新的新時代，現有的教育是難以招架的，尤其以目前專業及輕人文的風氣，不但見樹不見林，易犯下形式主義的謬誤，依博蘭霓之理論，亦難培育出有原創能力的人，即無法培育出知識經濟所需的人才；而重科技輕人文的風氣，徒能強國卻不能立國，更使整個的社會失去了人的尊嚴與價值。
傳統文化一向是重經典及人文的，因為，經典可以增進我們思想創造的能力，隨時反省自己所提的問題，使我們更靈敏地自覺到我們的看法是否具有原創性；而人文可以使我們始終不忘「人」才是教育的目的。所以即使如考據大師戴東原，猶仍認為「義理」是本而「考證」為末。但自五四以後，因深受激烈反傳統運動影響，先是對中國思想典籍喪失信心，進而連西方的經典也了無興趣，竟而產生了形式主義與科學主義，淺碟文化及輕人文風氣於焉產生，以此環境，欲培育知識經濟所需之「原創力的知識」之人，則無異緣木求魚。
但以今日環境，要以上述之標準來進行有失之冬烘處，故而藉由通識教育，安排學子接觸具有人文性、論辯性、跨科系的思想範文，薰陶出具有生命關懷，並能根據內在的資源，以批評的態度、精密的眼光、開闊的胸懷，提出特殊的原創問題，並有解答能力的學子，由此這批人來推動知識經濟，不但可強國，更可立國，更重要的是，能找回人性的光輝，如此也算聊盡寄食學府之良心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