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另一方面來說，以班長的家世和為人，理應不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才對，在沒有充分證據可以佐證下，我們似乎不能擅自下定論，更不能冤枉人家。」罔腰仔有所顧慮地說。
「從我們剛才的推測來看，似乎可以合理地懷疑，這件事與班長絕對有密切的關聯。但事情已過去那麼久了，死的死、走的走，倘若硬要去追根究底也沒有多大的意義。或許，外面的傳言早已隨著金花的死而消聲匿跡，即使整件事我們比其他人清楚，但過去的就讓它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吧！」福生哥感慨地說。
「如果班長在沒有走之前，把事情的真相透露給你，你選擇的是仇恨還是原諒？」罔腰仔突然問他這個棘手的問題。
「說真的，我只是受害者的丈夫，而且這件事又發生在婚前，的確感受不到事發時內心的衝擊。或許只有金花才能體會到受害時身心的痛楚，要不，她的精神絕對不會因此而失常。倘若要金花原諒他那是不可能的。
設若站在男子漢大丈夫的立場，一旦娶妻當然要娶一個黃花閨女，誰願意自己的妻子婚前跟別的男人有過性關係。雖然我們不知道加害者當時是基於什麼心態，才犯下這個強暴少女的滔天大罪。但無論是一時的糊塗，還是早有預謀，莫非都是時代的悲劇。假若沒有國共對峙，蔣介石率領的國軍部隊節節敗退，班長他們也不會跟著部隊撤退來到我們這座島嶼，如此似乎就不會發生一些不能彌補的憾事。
從班長被金花認出後的種種作為來看，想必他必有一顆悔悟之心，要不，他可以不加理會，甚至還可以理直氣壯地怒指他人誣陷。因為它原本就是一樁陳年卻又沒有任何證據的無頭公案，任誰也不敢公然地誣指是他所為。（一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