闇默的獅子
五、六十年代，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並稱小說三傑。而段彩華的光彩，始終不如前兩人。他顯然是被低估了。
六十七年讀輔大那年，我任系刊主編，請了段彩華先生來演講 。講題想是「現代小說的技巧」之類的。當天他依約來了，臨開講前五分鐘，除我之外，會場仍空無一人。我趕緊跑回教室找人求救兵，同學意興闌珊，我又趕回會場，心裡暗暗禱告奇蹟快出現。段彩華先生對著我一人講了十來分鐘後，總算進來了兩三個同學。為自己辦事不周羞慚不安、坐在台下的我，留意到他在這種情況下居然能完全喜怒不形於色、平靜如常把整個演講作完。當時的我，對人性人事應該還是矇矇懂懂的，但我的確已經明白，身前這人心性如此沉穩，如此波瀾不興，那是必須要有一番人世的履歷才能達到的修養。
第二次見面，已是近三十年後的事了，九十五年底，在桃園大溪藝文之家，一群詩人銜命前往朗誦自己詩作，張默、碧果、辛鬱……。段彩華不是詩人，卻也在受邀貴賓之列，我很好奇，暗暗等著他上台的表現。輪到他時，他不急不徐講了一個笑話，引來滿場哄然。日後我才知道他早在民國七十五年出過兩本幽默短篇小說集：《流浪的小丑》和《一千個跳蚤》。儘管笑語盈盈，但我隱隱然感受到他有一份和眾人，或眾詩人，格格不入的落落寡合。
他一貫不動聲色，近乎冷漠地，淡漠微笑著。我送他一本自己的詩集。他安靜接受。直到中午，他遞給我一本他的自傳集《我當幼年兵》，很顯然，上午我送他詩集的時候，他一開始並不準備送我書的。這又表現出他一貫的對人世的疏淡。
想來，我很對不起段彩華，直到他於前幾年過世，我才從書架抽出這本《我當幼年兵》贈書，仔仔細細瀏覽。這也才回頭拜讀他的一些小說。我不由喟嘆：眼前這人是頭獅子啊！闇默的獅子！其小說藝術表現手法精彩，卓落不凡，但怎麼始終沒有贏得該有的崇隆聲望呢？
「那座山從遠處望，只是淡淡的弧線，一根一根重疊著，飛鳥的翅膀 可以將它折斷，穿進針孔裡也不夠縫一件衣裳。走進去卻非常開闊，峭石從前面突起來，雲霧自林中上升，鬱結在頭頂，成瓢成碗向下 落雨。」
這是其短篇〈雨傘〉裡的一段文字，其生猛、靈動、精準，可不是一般小說創作者寫得出來的。
他的許多小說在一開場，立刻用動態來推展故事情節 ：
「七十多年以前，從新安鎮開出的一列火車上，坐著往西行的旅客。有兩個年輕人從一節車廂的車門裏跳出，影子飛閃兩下。一個年輕人竄得很遠，腳尖一沾地便栽倒了，由於他學過國術，左腿受點輕傷。轉身去找他的同伴時，發現對方被捲到車輪底下，軋斷一條腿，鮮血染紅軌道和枕木。」(〈戲迷世家〉)
這就是他所謂的「動的描述觀念」，主客觀統攝到一個個以動態顯示的靈視的點。這篇小說體裁較近散文，看似雜沓的情節，最後收束在一個人事散盡、淡淡的哀愁的餘音裡，也把戲劇和現實彼此如虛似幻、終究一場空的題旨給暗喻出來。這種寫法，有日本張愛玲之稱的散文巨擘向田邦子也是其中佼佼者，正好，段彩華先生跟她一樣，都有其戲劇方面的背景。
今早，瀏覽書架上排列的書，那是吮盡人心血的，一顆顆頭顱呀！一張張臉孔浮現，忽而悲，忽而喜地，終究靜靜瞅著我，不，他們的眼光、視線投得更遠──投向那最遠最遼敻的空茫。頭顱及臉孔的主人之一，就是日漸闇默的小說家，段彩華。
七等生與黑眼珠
1979年6月底，自己用五天時間寫完近兩萬言的〈恐懼與顫怖--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李龍第生命信仰的雙重辯證性〉，隨即奉投《中外文學》月刊。我親自把稿件送到台大外文系辦公室，交給一位坐在最靠近門邊，工讀生或助教模樣、略顯靦腆的先生。我走出辦公室，在大樓門口，跟著也走出辦公室的靦腆先生，請我幫他和他朋友拍一張照片。
這位靦腆先生，就是當年寫出《薔薇學派的誕生》一書成名的詩人：楊澤。
我在1979年到1981年之間，寫了一系列七等生評論，集結成《七等生評論集》，(跟日後增加篇幅、在苗栗縣觀光文化局版的《七等生生論》不同版本)七等生原來答應幫我寫序，後來說似乎不宜由他來寫，但他親自北上把我的手寫稿送到洪範出版社，洪範還又把稿子寄到美國的楊牧。隨後有一天，我接到洪範寄來退稿函，想是看在七等生的面子吧？信寫得很客氣，還跟我道歉，說是沒有善盡照顧年輕作家的責任云云。事後從七等生口中，得知所有洪範股東只有楊牧說暫時保留。當時我對這點不免很感意外，因為在那本集子裡，收錄了一篇〈關於楊牧「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的幾點質疑〉。
這期間我決定去苗栗通霄拜訪七等生。當天中午，我去到通霄那條大街的街尾(從那頭算是街頭)一間瓦屋平房，外面有塊空地，種了我沒留意是哪種植栽的圍籬。女主人在廚房炒菜，我去跟她致意後坐回一角擺了張鋼琴的客廳，和七等生幾乎沒交談。用餐時，我偷偷瞄了女主人一眼，果然有一雙〈我愛黑眼珠〉中晴子的眼睛。她說了一句：「菜太少了。」桌上分明擺了四、五道菜一湯，依我看，三個人吃還嫌多了些呢，但自己不知怎麼，很不懂事，居然安安靜靜沒答腔。七等生淡淡地說：「不會，剛剛好。」我們主客三人，沉默地用餐。
劉再復
2005年，劉再復到中壢雙連坡中央大學客座，每週一次，共作六場關於紅樓夢的演講。我恭逢其盛，拜聆了其中兩場。
其中有一場演講，他用兩個觀點談紅樓夢，一是用王國維借諸叔本華的悲劇觀，一是用禪宗的頓悟。課堂上我請教他有沒想過用佛教唯識學的觀點來看紅樓夢呢？假如我沒記錯的話，他是說唯識學未免太零碎了，這樣的回答，我有點訝異，因為唯識學雖名相龐雜，卻是有其一套縝密而周全的大結構的。但日後想來，這是他論述一貫的趨向，對於紅樓夢一書，他不喜飣餖考據，偏愛直見性命之學，難怪他寧取禪宗而捨唯識。
撇開道德學知不談，劉再復眉宇神色間，似乎並沒有留下多少文革給予他身心上傷害的痕跡，要知道他1963年從廈門大學中文畢業後，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新建設》雜誌任編輯，再三年，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開始了十年浩劫，全社會科學院多少學人，臥軌、服毒、上吊，接連一個個自殺，那是多麼慘烈？怎麼沒給他留下陰暗的影子？或只能說，劉再復披荊斬棘中開出了一條血路，從其扛鼎之作《性格組合論》一書的主要觀念：「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人具正反兩面性格，而想見劉再復是從其中自我提點、自我提升其精神境界，使之能建立一套安身立命的世界觀暨人生觀，俾供自己悠遊其間的；或再加上其中文系背景，中華文化某種堅韌、正面的一面拯救了他。所以他雖離鄉去國，流浪世界各地，卻並無悽惶之態，反而神情矯健且舒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