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伯等家人同住那15年，唯獨未曾見過陳伯的眼淚，但偶而看他那張欲哭無淚的容顏，更能感受哀傷力道。
陳伯其實是笑口常開的人，家人們幾乎都沒看過他生氣，更別說是罵人了。浙江西湖探親回來，他帶回幾本相簿，只有一張照片不見他笑，同爹娘墳前合照那張；那張因悲傷而略為扭曲的臉，不見一滴淚。
之後對岸來電，傳來陳伯妹妹先走一步的噩耗，陳伯同樣沒哭泣，忍痛提筆寫信，寄奠儀厚葬胞妹。陳伯跟父親一樣，與原生家庭緣慳，十多歲即搭船來台。後來，學校讀到這段歷史，課本只輕描淡寫「跟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但陳伯、父親口徑一致說：「是被國民黨抓來的。」好幾十年，他們兩人是彼此在台灣最親的家人。初早於興安街、西寧南路等的同租房子，後一道過橋至三重置產，母親、哥哥、我，其後一一報到，堪稱多「緣」成家，也變成陳伯的家人。
某夜飯後，躺在床上小歇的母親突然四肢無力，眼前一片天旋地轉，無法起床。父親值夜班，哥哥住外婆家，我急於星火撥一一九，終由陳伯隨車護送母親掛急診打點滴，要我顧家。陳伯實是另一位男主人，我們的另一座堅實靠山。
我上國中，父親斷斷續續興起了分家念頭──房子當初是他跟陳伯一人各付一半買下的，他想讓產權單純些，準備請人來估價現值，不是歸他、就是歸陳伯。
陳伯聞言，倒也灑脫，常說：「我回大陸住去。」父親其實也常把這話掛嘴邊。但我們都明白那只是兩老口頭說說罷了，熟悉的家人都在台灣，他們怎麼可能捨得。
我感覺父親提出這個想法之後，陳伯與他那兄弟般的情義，似乎起了微妙的變化。陳伯平素仍是維持一貫笑笑的臉，只是那笑容底下，暗藏著一股難以抒發的抑鬱。
國三暑假午後，陳伯一如往常公園散步、下棋，突然胸口一陣不適，痛得他以手扶胸、幾乎跌坐在地；路人見狀，趕緊幫他叫救護車送醫。住院時，我和母親去探望過一次，陳伯病中從口袋掏出千元大鈔說：「拿去，這禮拜你的零用錢。」沒幾天，他忽然自行辦理出院，我們都以為他沒事了，回來還特別洗了澡，看來精神不錯，吃飯也正常。當夜，我收聽廣播直到凌晨，還熬夜待在客廳打電話想叩應進去，忽見陳伯開房門上廁所，他最後一句對我說的話是：「欸，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覺？早點睡覺喔。」遭抓包夜深還醒著，沒回他，趕緊跑回房裡就寢，耳裡繼續聽CD Walkman。
天亮，父親焦急萬分地把賴床中的我喚起，說陳伯出事了，打開他房門欲問他要吃什麼早餐，發現怎麼叫都叫不醒。我衝過去一看，陳伯臉色已發白，看來像是睡著一般。「伯伯死掉了。」第一次直面死神欺來，我竟可以冷靜地撥一一九，只見陳伯全身癱軟被救護人員、父親合力抬下樓去。聽鳴笛聲揚長而去，這時我才曉得哭。
陳伯後事由退輔會辦理，喪禮備極哀榮，最後父親是付錢給陳伯遺產管理人，將剩下那一半房子買回。隨後，政府安排由他外甥女來台，將骨灰自南港軍人公墓遷出，並將剩餘遺產帶回老家，結束流離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