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搭公車對我來說，是一件苦事，受不了難聞的燃油味和車體的震動，擠沙丁魚更不在話下，還要提防車上有扒手。
當時的大頭公車形狀很醜，黃色車身，白色車頂，座位是面對面的兩排椅子，起先是木頭的，後來纔鋪了海綿墊。車廂當然沒有冷氣，但窗子可上下移動，誇張的莫過於乘客吞雲吐霧，司機亦然。如果要下車，必須早點拉鈴，奮力突破重圍，否則會過站不停。
那時公車的普通票是2.5元，軍警票是1.5元，學生可購買30元硬紙卡的月票，共有60格，上面貼著一吋照片，蓋有校名，必須剩餘10格以下纔能換購，剪角的舊卡則用完為止。每個人都很小心地保管月票，洗衣服時記得要檢查口袋，萬一遺失須先登報，然後拿著剪報到北平路的公車處補辦，因為會有幾天沒票的空窗期，祇得掏錢買普通票。
每輛公車有一名頭戴船形帽，坐在車門旁邊的車掌小姐，負責剪票和收票，以及開車之前嗶哨子；她們眼睛尖利，如發現學生制服和月票的校名不符，馬上趕人下車。全台北大概有二十幾路公車在跑，另有零開頭的東南西北四路，但獨缺四路（死路）和八路（老共），公車專跑市區，郊區則是公路局的地盤。
公車售票亭是台北街道的特殊景觀，僅能容身的簡陋木屋宛如便利商店，除了賣車票，也兼賣零嘴、香菸、報紙。如果想看八卦緋聞的雜誌，在那裡可找得到；對不想買整包香菸的人，也可零賣幾根過癮，是用小紙袋裝的，如同糖果。這些售票亭直到公車上准許投幣，纔被全部剷除，歇業前它們一度轉型賣冷飲和便當，也代登廣告和人力仲介。
在公車路線並不遍及的時期，走一段路（11路）找到站牌是很平常的事，我家住在芝山岩，必須走20分鐘到文林路搭乘10路到台北（今310號），後來29路公車從外雙溪發車，終點在士林鎮公所，是全台北最短的行車路線，現早已延長到北門（今255號），因通往故宮博物院成為賺錢的熱線。讀師大附中時，20路經過信義路的校門，是下課後到重慶南路逛書店的「捷運」。
1969年市政府開放公車民營，於是光華、大南、欣欣、大有加入營運，為了減少候車的時間，我也多買，共有三張月票。不過弄丟了麻煩就大，有一次不幸發生這種事，害我那幾天都是冒用別人的車票。後來想出一招，就放了50元在夾子裡，附上有姓名和地址的字條，加註：「如仁人君子拾獲後盼望寄還，小錢笑納，不成敬意」，一位同學因如此仿效，果真遺失幾天後，被人寄到學校。
民營公車雖帶來方便，但路邊五花八門的站牌雜亂，有礙市容觀瞻。1977年元旦，北市實施公車聯營，統一站牌，一票通用，這應該感謝市長林洋港的德政。年前有冷氣的「自強公車」也上路，票價8元，專用來裝填1元和5元的硬幣盒也應運而生，後來改用中間有圓孔的代幣。最早開跑的606路，是朋馳製造的中巴，從天母坐到金山南路，途經新生高架橋。
以前當車掌算是一份穩定的工作，父母可領配給，有位親戚說初中程度就可以報考，她筆試時是默寫國歌，口試前有時需要人關說。高中時班上的帥哥同學交到一位漂亮的車掌，曾經多次約她吃冰，後來不知何故兩人鬧翻。某日冤家路窄在車上遇見，對方忽然發飆，狠狠地剪了月票十幾格，說一次補回以前沒剪的票。
讀大三時，我也發生過一件公車上難忘的糗事，當天竟然忘了帶皮包和車票，上車之前也沒有察覺，因為那輛公車的車掌是挨著座位剪票的。直到快接近我時，竟然發現不僅沒票，還身無分文，最後滿臉赧紅地向鄰座的小姐求助，那女子見到我的窘態，立即好心代我剪了一格。台北下車時我稱謝不已，然後飛奔到中華路，坐上即將出門的同機車到學校。
學生時偶爾會利用月票趴趴走，刻意去坐陌生的路線。以前大龍峒每小時有一班經圓山，開往下塔悠的21路車，這個奇怪的地名是指大直至內湖的荒涼路段。50年代彼處因基隆河的泥土含沙量少，建了一些磚窯，除了空氣污染，且時有淹水，故人煙稀少。然而，自從基隆河截彎取直，那片荒地像被施了魔法，陸續發展成為內湖的輕工業區。
如今，大台北公車的進步一日千里，悠遊卡一票通用，四通八達，內裝也非常講究人性化。如果與小輩們提起以前上學通勤的擠公車情景，簡直是天方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