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本文之前，或許我們得先就「歷史」這個名詞做番定義。就中文而言，「歷史」這個名詞，包含兩個意義：一是過去所發生的事件之總稱，其要點在於過去（Past）。二是「歷史」（History）是對「過去」的論述或編纂之知識。此定義，旨在區別「過去」和「歷史」的不同：「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易言之，「歷史」是對過去的書寫或論述；而「過去」一詞，則代表從前發生的事。
　　因為時間的流逝是連續性的，即「現在」連續性地變成「過去」。但過去的時間，所遺留下的事件資料，卻是不具備連續性的，是零碎與斷裂的大量各式資料，我們稱這些過去的資料為「史料」；史學家們便藉由整理這些史料，由過去的諸多遺存取材，書寫或論述而成為「歷史」。由此可知，「過去」和「歷史」是完全不相同的兩件事。
　　也就是說，「過去」與「歷史」是不同的，歷史並不在於完整的重構過去，因為過去非發生於封閉的實驗室，也無法重新建構，或讓事件重覆發生；再者，歷史不只是流水帳般地，依事件發生的前後關係完整的描述，因史料的零碎性也無法完整重述。而是史家經過選擇與史學方法的操作，賦予「過去」更具深度的解釋與意義。有了上述對「歷史」兩字的認知後，我們便可進入本文之核心：村史。
一般而言，我們的祖先，以及居住的地區名不見經傳，都不曾出現在「歷史」教本當中。這樣的話，我們社區的歷史，如近來當令之「村史」，似乎永遠無法在「歷史」中出現，但它終究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之地，怎能忘懷？致有近來所謂寫村史之活動。
那什麼是「村史」？村史，是以村莊為單位，記錄並撰述它的發展，與演變的史誌。其內容包羅萬象，如記載：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以及相關的重要事件與人物等。
而所謂的寫村史運動；「大家來寫村史」活動，當追溯至1990 年代初期。當時，台灣各地展開地方文史運動，開啟了平民百姓寫地方文史的風氣。1998年時，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和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合作規劃推動「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社區史種籽村建立計畫」。當時，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社區營造學會，以一年的時間，與十個種籽村的工作團隊合作，一同去挖掘、發現和重建屬於自身的、家族的和社區的共同記憶，其中當然包含教育意義在內。
其立意，基於人不只是社會的動物，也是時間的動物。在當下的時間，我們透過人際與團體等相互的關係，可以認知「我是誰」這個命題的一個面向。但，除了「現在」這個時間點外，每個人都背負了過去，因為「過去」才造就了現在的自我，透過不同文化圈、家庭、教育等等時間的塑造，每個人才能成長為一個獨特的個體。因此，歷史是自我認知的一個重要因素，少了時間軸的思考，將讓我們缺少自我了解，並對未來作出錯誤的判斷，這也是歷史學成為人文學科裏一門悠久學問的原因，更何嘗不是寫村史運動之初心。
　　但，問題來了，「大家來寫村史」是否正確？「只要敢寫、想寫，即使捕風捉影之傳說也是村史；反正就史學上來說，村史只是小史，通俗即可」？確然，就史學來說，村史只是一門小史，因此，套用時下寫村史之流行語：通俗自得即可！
此論正確與否，或許可引已故哲學大師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中的自序片文來揭曉。此段片文是如此說道：「小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姓名、學派之清單也。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惟其如是，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詳也。歷稽載籍，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才者，文筆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學，而其識其才，較之學術巨著尤為需要。」
切記！「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學，而其識其才，較之學術巨著尤為需要。」豈是一語揭穿時下寫村史諸公之迷思。也因此，時下眾多以為只要敢寫、想寫，即可就一些傳說、自得，乃至捕風捉影之材料即可寫史者反思。當記史書是有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之慎重性及嚴肅性，而非一句「通俗」可飾！
編纂歷史本就是大學問，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長，缺一不可！史才，是指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對史料的組織，富有邏輯性和生動性，文字簡潔、條理清楚。史學，是指史家對歷史知識的廣博，掌握資料的豐富，考證史料的嚴謹。史識，是指史家所持的觀唸、立場問題，即應該如何認識歷史、判斷歷史。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此基礎上，又提出「史德」之說，認為「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易言之，史德是對歷史學家之人品、道德、修養的要求，就是「著書者之心術也」。
　　任何一部能夠傳世的成功史書，無不貫穿與滲透著史家的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因為寫史是探尋歷史演化的認知活動，因此史家必須「先器識而後文藝」，要有正確的識見。同時更要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應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忠於史實，堅持善惡必書，而且秉筆直書。特別是史德，即使有才、學、識，若無史德，則所撰之史書也有可能似公實私、巧偽欺世，那就不是歷史了。
什麼是「歷史」？英國歷史教育學家法因斯（John Fines）指出，歷史是三個部分所組成的，第一：歷史是人類的「過去」；第二：歷史是從過去遺留下來，至今天可供我們使用的資料；第三：歷史是歷史學家所著述的歷史。易言之，寫史就是一門對歷史意義、價值以及史觀的系統理論，自孔子修春秋，至章學誠可說已體用大備。也因此，寫史容易；但史家難覓！
史家何在？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認為：「只以確定過去支離破碎的事實為限之工作，我們名之為博學或考據者(Erudition)；依照因果原則，將這些過去的事實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有系統的學者，我們才稱之為史學家。」此論正呼應了英國歷史學家柯靈烏(R．G．Collingwood)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All history is ihe history of thought) 」。因為史學致知的對象早成陳跡，因此史家所能確實把握致知的對象，便是古人的思想。因此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史事後面的思想，並以春秋精神建立史觀，這應是史家之要件！
易言之，史家須具有建設性的能力(constructive power)；這正是史家能在有限的遺跡中講出全貌之能力。當然這能力是知性之限制的，不然就無異於逸史傳聞了，而目前金門史無異就是後者！在此嚴謹的知性限制下，史家才能成一家之言，如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之因緣；正如史記中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
這種想像力類似於《文史通義》中所言：「春秋之義昭乎筆削；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所以他認為史家必須具有史學、史識、史才、史德，尤其是史德！因為史家所建立之史學，是要建立解釋與理論之史觀，供後人接受採納，以為人類生存活動之北辰。因此，他必須具有抗人所不能抗；見人所不能見；識人所不能識之史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