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以說，寫史者即是一位對歷史之解釋者：史家經過史料的考證與選擇，逐步的建立歷史事實後，不可避免的將遭遇到歷史解釋的問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受到自然科學興起的衝擊結果，歷史學開始往科學的史學傾斜。Ranke 為科學史學的代表，他們認為歷史家的責任，是追求歷史的客觀事實，尋找 What really had happened ? 意即，史家應丟開主觀的判斷，只尋求什麼是真正發生的。
　　此時期，因為科學治史的方法論的進步，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歷史可以像當時的自然科學一樣完全客觀。書寫《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研究》的法國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即認為：「我並沒有說話，是歷史通過我來說話。」
此話即表示歷史是完全客觀的，史家不過是個工具，史料與史學方法，控制著歷史知識的產出。這樣的史學思想，也傳播到中國而有所影響，留學德國的傅斯年先生，便認為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講材料，材料完備就可以得到完備的歷史，所以材料越完備越好，有了完備的史料，就可以寫出一部最後的客觀歷史，史學是這樣一個「高貴的夢」。
　　但，如果史料會說話的完全客觀夢想，可以實現的話，那史家的工作不過是考證史料，排比史實，於是歷史即會出現其自身的意義。史家的工作就只到史料選擇的階段結束，並不需要歷史解釋與敘事。但事實上歷史知識的誕生，卻不是如此的過程，因為史料具有斷裂性，所以需要史家的歷史解釋，來填補敘述，史料也具有數量龐大的特性，所以需要歷史學家的選擇。史料無法直接等同於歷史知識，還必需加上歷史解釋，於是史家成為歷史知識的一個交互因素。
一個好的史家，必需著重於具體的考證史料，在實証的基礎上建構自身的歷史解釋，當然排除自身的成見是第一要件，也是所謂的史德問題；但也必需排除諸多似是而非的刻板印象與史觀的影響，才能達到趨近客觀歷史的境界。這何嘗不是「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學，而其識其才，較之學術巨著尤為需要。」之意義，更是本文之立意所在！
「疏通致遠；成一家之言！」史學致知的對象早成陳跡，但歷史每一事件(event)或遺跡，其背後都表現著人的目的（humanpurpose）。因此史家的主要任務，便是找出史事後面的思想，進而「代言之」。就如同上述的，西洋史家，可以根據Crete島上所發現的Palace of Cnossus，以及其他器物，說明希臘文化之起源，及與古代近東文化之因緣。這種能在有限的遺跡中，講出全貌，端在其想像力，也就是一種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價值觀，這就是史觀；執筆者之立場，對寫村史者當然重要。
　村史，當然是史事；當然是《地方志》之一環，那何謂地方志？所謂的地方志，是指記載地方、地理、古代世界、歷史等，由古代如何演化成現代的因由。地方志不僅僅是針對中央的那個地方，也不只是行政區劃界定的區域，而是廣義上的某個區域。它既可以是某個行政區域，如省域、市域、縣域、鄉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個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脈所在的區域、海域等。還可以是國域、國外的某個區域，如某個國家、某個國家的某個區域、跨幾個國家的某個區域等。
就歷史沿革來看，最早《周禮》有「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的記載。秦朝以後，方志漸多，《後漢書．西域傳》「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左思《三都賦序》說：「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 南北朝以後方志進入發展時期，有《豫章古今記》、《荊州記》、《華陽國記》，皆初具方志規模。
隋唐宋時期方志有進一步發展，體例亦日臻完善；著名的總志有隋虞世基《隋區宇圖志》、唐李泰《括地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元豐九域志》、歐陽忞《輿地廣記》、王象之《輿地記勝》等，著名的地方性方志有宋高似孫《剡錄》、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施諤《淳祐臨安志》。
明清時期，知府、知縣在正式上任之前的準備工作之一，便是找到當地的賦稅徭役冊和地方志察看，通過縣誌可了解當地的疆域輿地、人口戶丁數、不動產登記、賦稅徭役、風俗習慣等。地方志的修志工作為地方長官（知府、知縣等）負責牽頭，財政絕大部分是靠地方募捐，招聘當地的知名文人進行修志。地方志可分為通志和斷代志二類。通志記述的時間上限，是被志事物的發端，下限是志書斷線（截止時間）。如《費縣誌》（時限是開天闢地到1985年）。斷代志記述的時限，是某個時期或者說某個歷史階段，如《費縣誌（1986-2005）》。
　　就依上述言，則村史理應是地方志之基礎；最接近在地人文之方志也，在史學上尤具至要性及必要性。但也就因村史是史事之一部；而著手的當然是史家；解釋其義者當然是史觀；對歷史所採取的一種觀點、看法。這種看法，既來自對歷史事實的科學分析、歸納與解釋；更來自對歷史觀念的哲學綜合、演繹與規範。此在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西方黑格爾之「歷史哲學」、柯林烏（R. G. Collingwood）之「史意」（The Idea of History）均是。就因為歷史不會講話，端依史家代言，此即史觀也。
明乎此，則當知，不管是小村史，乃至大國史，均是一門專業之學，既使是小史，更應莫忘「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學，而其識其才，較之學術巨著尤為需要。」依馮先生之意，在選材（史料）及文筆上，更需精到；「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此方是寫村史者之良心所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