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六月十三日的中時副刊上，龍應台寫了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這位兼具作家、文化評論者、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等多重身分的文化人，拋出了當前台灣「國際化」的課題。近半個多月來，在教學研究之餘，我反覆閱讀這篇文章，細心體會作者的思路之後，覺得她所提出來的觀念，不單台灣社會必須思考，對於亟待「文化立縣」的金門更有參考的價值。因此，還是督促自己寫下一些感想，與大家分享與討論。

首先，龍應台指出台灣社會有一種「內向性」的特徵，也就是說還停留在相對閉塞的狀態。我們雖然毫不思索地移植國際文化、引進跨國企業，卻沒有能力去思考這些西方或東洋文化背後深層的價值，也不曾憂慮「自己不見了」的危險。於是，儘管台北Starbucks咖啡館的密度世界第一、好萊塢電影與美國同步上映、聖誕節及跨年計時狂歡不已，購買哈利波特不落人後，仍然不算真正的「國際化」或「現代化」；同時另一方面，我們的英語能力差，國民普遍缺乏世界觀，對新思潮無動於衷，政客與媒體深陷於兩岸關係與統獨糾葛中，島民封閉性格強烈，也是不必隱諱的現象。這種看似國際化卻又與世界脫軌的情境，弔詭地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社會中發生。

接著，龍應台以她於1978年第一次到訪德法邊境的歐洲經驗為例，說明了傳統與現代的關聯。她說，當時她滿心懷抱著「現代化」的想像而去，卻沒有見到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牆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沉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她道出了她內心的震驚：「我以為會到處看見人的『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爾後她在歐洲長居，不斷見證這個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歐洲，生生不息的傳統沒有因為「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牆、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對歐洲人來說，「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從西方先進國家的歷史軌跡來看，不論台灣或金門社會，原來學的不是真正「現代化」。發展掛帥讓我們變得急功近利，揚棄文化傳統，破壞自然環境。

於是，龍應台說了「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從這樣的標準來看，我們的社會究竟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其實是很清楚的。近三十年來，台灣的製造業創造了經濟奇蹟，國民所得與外匯存底躋身前段國家，但我們稱不上先進國家，原因出在我們對歷史文化的漠視。

讀到這裡，你一定開始好奇，龍應台不是要談「國際化」嗎？怎麼背道而馳地強調傳統？不是應該談談文化上的西化及外語(特別是英語)的學習嗎？如果國際化不是移植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不然是什麼？龍應台進一步指出，國際化「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原來，國際化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國際化需要的是與西方先進觀念接軌的能力，一種全盤認識世界的知識(不僅是美國、日本，還包含我們所陌生或歧視的東南亞近鄰、阿拉伯世界、東歐、非洲與拉丁美洲)，以及在這過程中了解自身的特性，並有能力讓世界了解我們，進而承續自己傳統中的優良基因，改革其中的劣根性。

所以，「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家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龍應台說著。位於新生南路上的紫藤廬茶館，近三十年來一直是熱情的自由主義學者之文化沙龍，在這裡高談闊論、商議改革，多少精采的講座啟迪了威權時代的社會關懷與人文精神；同時，近三十年來在日式建築的空間基礎上揉合了中國古典人文空間的美學，一種混雜了茶館與書院的氛圍，本身已經成為台北都市史的一種文化象徵。最後，她說：「『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曾作為台北文化舵手的龍應台，娓娓道出她對台北城的期待。

現在回過頭來，我想問大家：什麼是金門的「紫藤廬」？我們對自己的傳統認識了多少？特色是什麼？保存了多少？對未來如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