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投稿，是民國四十年夏天，在金門的時候。

那時的金門，大眾能看到的報紙，只有︽正氣中華︾。而該報副刊，全是「外來政權」的天下。一半以上的稿源，來自「怒潮」師生，如曾守湯、鍾靈、張眾孚：：：：：等是，其餘來自一般官兵和政府各部門的傳統詩人，如張默君、曾今可、易大德、溫影宇：：：：：等是。作品內容，多屬仇共恨匪、愛國從軍、飲馬長城，和「八千里路雲和月」之類的感慨悲歌和抒情小品，間或也有金門農漁生活的采風。另有丁迪先生天天見報「靜思一得」，每天三四條充滿哲思和情趣的箴言，最為人稱道，如「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便是一例。

由於文花藝朵的薰染與撩撥，內心也萌發了一股「有話想說」的衝動，便學著塗鴉了。

讀文章易，寫文章難，但在塗鴉時，卻又認為自己寫得不錯，便用十行紙抄好，投向︽正副︾，生死由他了。

那時，我聽過一則「堅持到底，終於成功」的故事。因此，越投越勇。果然，有一天，︽正副︾採用了稿中的一百多字，好像攻下了摩天嶺，內心洋溢著一股無法形容的喜悅。

當時，新詩也流行，十八軍的劉鼎漢將軍就喜歡寫新詩，而來自大江南北的知青官兵中，也有人寫新詩，台灣的文藝刊物︽野風︾到了金城街上，每本三元，我翻了翻，沒錢買。︽正副︾的新詩，明白易懂，讀來順口。我就有樣學樣，寫起新詩來了。同時，建議主編先生(孫煒先生，元配金門人)開個「戰士園地」，他採納了，我就成了那兒的「園丁」。直到次年我進了宜蘭的通信兵學校之後，還有新詩在「戰士園地」發表。

由金門到了台灣，就投稿範圍而言，像是由池塘到了湖海，校刊、聯勤總部︽駱駝報︾(當時通校屬聯勤)、台北的︽新生報︾，都沾上了邊。通校畢業後，投投停停，停了又投。十幾年下來，總算攻進了︽中央副刊︾，但已是傷痕累累了。

民國五十八年夏天，重到金門，是滿眼欣欣向榮的戰地景象，和「單打」的炮聲，刺激了我的創作慾望。只是，那時的眼睛已位移到眉毛之上了，眼底的︽正副︾，有投不過癮的感覺，有稿也捨不得投去。

應是身在前線的關係，各報副刊主編厚愛有加，向台北投稿非常順利，寫下過一天三見報的投稿紀錄，稿費領得軍郵局的人都認識我了，有一次，︽中時︾寄來八百元稿費(應是八十元之誤)，我去軍郵局退回匯票時，承辦人還說：「他們報社有的是錢。」我向他笑笑，還是掛號退回，以求心安理得。

兩年多後的冬天，單獨輪調金防部。雖然認識了︽正副︾主編謝白雲，但我的稿子還是向台北投，而且，在︽中副︾創下了寄後四天見報的紀錄，自認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了。某天，一位年輕人陪一個預官來請假回台，見面就向我丟出一句「我是中央日報的記者」。心想，軍人請假，關記者屁事？無非是拿帽子嚇人，金門的太武山，見官高三級。我就很不客氣地回敬他一句：「我是中央日報的作者。」同事還翻出我的作品亮給他看，他只好低頭站著。他大概沒有想過會踢到這塊鐵板吧？

自軍中退休後，中年成家，不能不設法「拚經濟」。除在︽民族晚報︾寫了一陣子外，只零星地投了些稿。但台灣的經濟起飛，卻擠垮了台灣的報刊。到我退出職場後，報紙倒的倒，關的關，硬撐的，發不出稿費。近年更好，有「去中國化」的，有「輕薄短小化」的，有「e化」的(不接受手寫稿)。面對這條越來越難走的寂寞路，於山窮水盡時，洪荒留下了︽金門日報︾這片山川，作我這個遺民的世界，可縱日「觀海」，可隨意「嘯臥」，可憑古弔今，可尋幽探微。雖然只有「千字三百」，意義卻在「三百」之外。如︿陳子昂的青春不該留白﹀、︿外取門生可入翰﹀，以及賈島「真正的故鄉可能在湖南」等等推究，能得︽金門日報︾而發聲，情和義都勝過萬金了。

唉呀呀，回首半世紀來在寫稿投稿方面的衝刺，可說是從「愛上層樓」，轉折到「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當年從金門起家，然後身在前線，稿投後方。又然後，身在後方，稿投前線。看稿費的前後奔波，好有一比，以往是「後方支援前線」，現在是「前線支援後方」。這一往一來，訴說了多少世事的變化與滄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