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是學術的最高榮譽，許多學者終其一生追求這象徵巔峰卓越的桂冠。迄今為止，華人獲此殊榮者寥寥可數：楊政寧與李政道(1957年物理獎)、丁肇中(1976年的物理獎)、李遠哲(1986年化學獎)、朱棣文(1997年物理獎)、崔琦(1998年物理獎)、高行健(2000年文學獎)。他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足以在科學與文明歷史中佔有重要篇章。

不過，大部份的金門人恐怕不知道，曾有一位本籍的傑出科學家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這位就是出生於福建金門山后的王應睞。

王應睞(1907│2001)，又名奕明，山后王家第十八世，王敬川之子、王敬祥之侄子。當時，敬川在日本神戶復興號任職，經常往來於中國大陸大連、營口等地做生意。不過，應睞並沒有太多機會得到父親的照顧，2歲時父親過世，6歲又喪母，只得靠華僑親族撫養長大。4歲入山后海珠堂(私塾)就讀，11歲時隨二哥應瞻(奕淇)進入鼓浪嶼著名的英國教會創辦的英華書院讀書。聰穎的他，六年半的時間就讀完了九年的課程，於1925年提前畢業，時年僅17歲。接著考入福州協和大學，大學一年時他對化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但協和大學化學課程較少，因此他次年轉入南京金陵大學攻讀化學，專修工業化學。1929年，王應睞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獲得學校頒發的「金鑰匙」獎。

大學畢業後，王應睞留在金陵大學任助教。當時，可能是工作繁忙等原因，應睞在南京染上肺結核，於是轉赴北平療養。當時肺結核死亡率甚高，幸運的是，經過充分的休養，他在北平病癒了。經過這場大病，他決定放棄工業化學，改學生物化學，以謀造福人群。1933年，他進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生院化學學科部，研究蛋白及牛奶、豆漿消化率等專題。1936年他接受母校金陵大學的聘請，擔任講師。1937年抗戰爆發，被迫回到鼓浪嶼，1938年考取庚子賠款留學英國，赴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入當時海里斯(L. J. Harris)博士門下，進行維生素的研究。這個主題是1930年代生物化學領域中最尖端的部份，為更有效了解維生素在新陳代謝中的作用，以及維生素本身的新陳代謝過程，需建立一個準確的測定方法。他經過認真鑽研、反覆實驗，終於建立了維生素B1的硫色素螢光測定法，可以簡單而精確測定食品與尿液等生物樣品中的維生素B1含量。接下來短短兩年間，王應睞完成四種不同水溶性維生素的微量測定法、其他B群維生素的測定法及維生素C的電位測定法。在當時缺乏精密儀器的年代，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就。1941年他取得生化博士學位，時年34歲，並隨後受聘於劍橋大學Dunn營養實驗室，繼續從事維生素研究。他和同事摩爾(T. Moore)合作，首先發現純維生素A過量時有毒性，在英國生物化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維生素A過多症﹀論文，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重視，在國際學界初試啼聲。1943年王應睞到劍橋大學Molteno研究所，在國際著名的生化學家凱林(D.Keilin)實驗室工作。他提供了完整的實驗證據，是全世界第一位發現豆科植物根瘤中含有血紅蛋白，有助於從生物化學的角度解釋生物進化學說；此外，他也對寄生於馬胃的馬蠅蛆之特殊血紅蛋白進行研究，闡明了不同生存條件下血紅蛋白的性質與功能之關係。這些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與高度理論價值，受到凱林教授的高度評價，其論文也一再被引用。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王應睞放棄國外優渥的待遇及研究環境，毅然決定返國。他乘船取道印度返國，出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生化所教授。1948年王應睞應林可勝、馮德培的邀請離開中央大學，到上海的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擔任研究員，從事胺基酸代謝與維生素的關係及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所成立，王應睞擔任該所的研究員兼副所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8年，生理生化研究所進一步分為生理研究所與生物化學研究所，王應睞出掌生化所所長。除了持續不斷的研究工作外，他也親自邀聘了許多留學生返國，如鄒承魯、曹天欽、張友端、王德寶、紐經義等後進學者，為當時中國的生化研究事業奠下重要的基礎。

讓王應睞貼近諾貝爾獎的研究工作，是1965年9月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人工合成的牛胰島素。當時此一成果轟動了學界，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來到中國，但因為參與這項研究工作有二十多位，不符合該獎受獎對象最多3人的規定。在政治因素考量下(文革時期，生化所甚至被視作「小劍橋」來批判，有人被迫離開，有人被迫自殺)，中共政府沒有積極為王應睞爭取該獎，甚至提給評審委員會的四人名單中，也沒有王應睞的名字。不過提名四人仍不符合諾貝爾獎的規定，無人獲獎。可惜，王應睞與諾貝爾化學獎失之交臂，雖然他是這項研究工作的召集人與主要貢獻者。他並沒有因此氣餒，1981年研究工作再創高峰，領導的團隊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轉移核醣核酸的人工合成，1987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使得中國在生物分子人工合成技術上領先世界。

王應睞並不在乎名位。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提到王氏沒有在胰島素合成和他所領導的核醣核酸合成之兩項工作的任何一篇論文掛名，他不居功、謙沖為懷、提攜後進的個性，讓他成為幕後功臣而非幕前明星，「按說他都有資格署名，這和今天一些到處署名的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的生物化學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規模，王先生功居首位。」鄒院士如此說。

中國生化所院士許根俊也高度推崇王應睞，「對一個牽涉許多單位、許多人員的研究工作，用今天時髦話來說就是一個大工程，領導者的信心、正確而不是錯誤的判斷和決心，知人善任，組織合適的人才來做合適的工作，所有這些，都是真正學識淵博和極富想像力的人才能做到」。許多科學家也說，王應睞最大的特點是寬容，懂得用學術帶人，為工作場所帶來劍橋的優良學風和研究傳統。專研中國科技史的著名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更將王應睞稱為中國生物化學的奠基人之一。

1988年，王應睞在美國佛羅里達邁阿密生物技術冬季研討會中，被授予「特殊成就獎」，在受獎儀式上，會議主席、邁阿密大學生化系主任韋倫教授頒發了一塊獎盾給王氏，上面鐫刻著「王應睞於1958│84年間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在此期間他曾作為召集人，完成兩項傑出的、具有開創性的成果。一項是1965年人工合成胰島素；另一項是1981年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醣核酸」，給了他極高的榮譽與肯定。

2001年5月2日，王應睞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壽94歲。當年7月5日英國︽自然︾雜誌發表專文紀念他，對這份知名英國的科普雜誌來說，撰文紀念一位中國人並不多見。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王靈智教授也說：「他的故事，應該讓每一個中國人知道」。

幾年前我開始研究山后王家這個著名的金門華僑家族，得知了王應睞這位中國著名的生化科學家，本想和神戶王柏群先生一起去上海看他，沒有到尚未成行，他卻辭世了，無緣見到一面。就在他逝世三週年之際，我努力收集資料、電話訪談神戶王家親族，寫下他的事蹟，對這位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金門人表達崇高的景仰。「他的故事，應該讓每一個金門人知道」。